2008年金融危机是个机会

　　陈东琪认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还没有衰退，只是下调，这次下调绝不是短期就可以过去的。“可能还要一两年的时间，这对我们的出口影响就很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还要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紧日子”。对中国的第二个影响是相关银行的损失。其实从媒体公布的有关资料和金融上市公司的有关年报可以看出，工行、建行、招行和其他不少银行购买了美国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公司）和雷曼公司的债券。

　　基于这一点，陈东琪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直接的：“尽管额度好象不是太大，只有几百亿，但是折合成人民币也是好几千亿人民币，而且一定还有一些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没有披露的损失，所以这方面的损失也不算小”。

　　第三个影响则是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持有的国际外汇储备对外公布的数字是18000多亿，其中美国国债大概5、6 千亿的样子，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们持有的美国债券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

　　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１５８年的历史。而全美５００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１１７家面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受到牵连的企业数量多范围广，资金困难的美国企业为了解决本国金融危机的困难，在中国的有些资金就不得不套现，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的套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陈东琪认为，这种影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还将进一步放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信心层面了。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陈东琪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要做全面的评估。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准备。

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但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着急，要把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一些真实的情况摸清楚再做决定。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陈东琪认为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ＩＰＯ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我们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大的金融活动”，陈东琪强调。

　　不过，虽然应对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过度紧张，陈东琪指出，此次调整与前三次调整还是不一样。1985、1988、1996 年的三次调整都要比这次强烈。“本轮调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率都比前三次要明显的低，所以经济过热的程度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比以前的低”，陈东琪认为，经济向下调整应当说比前几次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现在有三个盈余做支撑。第一是财政盈余，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第二是贸易盈余，我们１－８月的顺差比上半年的顺差虽然是减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盈余，数据表明：七月贸易顺差为253 亿，八月为286 亿。

　　“我们全年的顺差可能在2300－ 2500 亿之间”，陈东琪预测。而第三个盈余就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前三次调整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外汇储备”，陈东琪介绍。另外，我们现在的财政储蓄、企业储蓄和国民储蓄，三个储蓄加在一起超过45 万亿。我们的储蓄资源还是很充足的。

　　这些[Www_LunWenData_Com]决定着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减速，应当是和前三次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调整得好，有可能实现比较温和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两年时间左右，总体来讲，两年时间让经济从原来的12％左右调减到９％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政策操作得当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陈东琪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且能够不影响就业机会。

机遇

　　“短期来讲是有一定的压力”，陈东琪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调如果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企业也许会有一定的阵痛，特别是那些耗能多、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吸纳多、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来讲是机遇。“把压力转变成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动力，让短期的平衡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做出牺牲，短期经济的降温为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机遇，陈东琪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我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 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而对油、气、电、水、粮食等方面的价格改革，陈东琪给出三个词：分类、分布、渐进，也就是要讲策略不能一刀切。因为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改革也可以在这段时间进行，比如可以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渐的试验，让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有比较大的自我选择权，确定自己的贷款利率，从而加快他们的竞争能力，”陈东琪说。

　　汇率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国有产权、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实现。“总之经济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价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在这个阶段，陈东琪认为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第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这让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陈东琪认为：“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在经济调整时期下降二三个点，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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