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城镇化建设与社会原子化风险的规避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与市场化建设并肩齐行，社会原子化风险开始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凸显。城镇化改变地理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模式，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越发突出。未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培育社会的形式重构社会的联结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6%，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型城镇建设理念的施行以及国家对户籍制度的松动，更是加快了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我国城镇化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问题。一方面，城镇化率非常高，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却较低，导致实际的城镇化率仍然较低，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快速的城镇化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一味追求经济性的城镇化建设弊端暴露无遗。其中，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显示，城镇化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原子化。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探讨城镇化与社会原子化间的关联性，并从改善社会联结形态的视角探讨未来城镇化建设的改进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城镇化与社会原子化的关联性分析

　　“城镇化”是中国特有词汇，国际上一般用“城市化”进行表述，因此，城镇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城镇化”第一次出现的最高官方文件，这标识着城镇化的提法获得了高层认可。通俗来讲，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过程，而人口转移的背后折射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土地空间的重塑，更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和个人职业的变化。我国城镇化建设是由国家主导的政府行为，城市群是未来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从“十一五”规划纲要至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市群都被列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中间组织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结机制，因此，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是社会原子化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一旦缺乏中间组织，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人际关系开始疏离，整个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社会中间组织解体和缺失最容易发生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社会原子化首先源于社会的解组，国家将直接与个体对话和沟通，进而产生沟通失效问题，导致个体之间联系的弱化，导致个体与国家的脱离，导致个体的道德失范，而由于缺乏中间组织的缓冲，个体的这些矛头将直接对准国家，因此，社会的原子化既给国家重新整合社会提供了机遇，但也为国家强力干预和侵犯个体权利提供了空间。

　　社会原子化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疏离、个人与国家关系疏离、道德规范失灵等，这些社会原子化现象多发生于社会转型期。对我国而言，城镇化是社会转型最突出最重要的表现。中国近代革命几乎破除了一切传统，而改革开放在迎合市场的同时又终结了“单位社会”。城镇化强调人口的迁移，不仅在地域空间建筑城市，更在于产业调整或者说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对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空间结构从农村变成城镇，意味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意味着民众身份的替换，市民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急剧变迁。然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却不断向前，空间城镇化与人口上的城镇化的落差必然导致一种失落感。村民固有的习惯被改变，长久建立起来的群体凝聚力也因环境的巨大变差、人员的复杂化、社会关系利益化，被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所瓦解和瓜分。更精致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不断切换这些相对独立的场景，人们的生活画卷被撕裂，像拼图一样极易打散而又难以拼接完整。人们丧失了原来稳定整合的环境，面对快速变化的陌生社会，不得不独自捍卫自己的家园。于是，社会便呈现出原子化趋势。

　　二、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中社会原子化的两大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 个。在城市群方面，拥有2.8%的国土面积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三大城市群却创造了36%的GDP贡献率，彰显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城镇化建设巨大优势。地理学有个“S”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化水平从30%到70%是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即快速提升的阶段。目前我国52.6%的城镇化率正是处于这种快速提升的阶段，并随着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完善而更好更快的发展。城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引起的社会原子化问题值得重视。具体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原子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人口城市化质量较低。我国城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行为，是人为加快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城市化只停留在了表层，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区，但却缺失了真正的城市人。真正的城市人不单单指户籍上是市民身份，而且还得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应具有城市人应有的特质，能够融入城市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强调人口的简单迁移，这种户籍身份的快速变迁容易造成市民的身份迷惑。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当其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权利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削弱了人的身份感，中间组织很快被消解，原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被破坏殆尽。因此，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人口城市化质量较低，城镇化建立的“新城”大多沦为空城和死城。

　　第二，社会风险和矛盾聚集。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非正规劳工在城市中游离，由于缺少组织规范，这些流动人口大大增加了城市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也会随着大批农民工返乡而冲击农村地区。由于职业和空间的转换，这些游离在组织外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倾向。这些具有原子化倾向的个体间缺乏社群联系，不能有效互动，利益诉求保障力量薄弱，他们在维护权益时往往采取偶发联结形式进行聚集，继而发生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极端的社会矛盾冲突行为。与此同时，原子化个体还具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继而引发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等社会负面问题，使社会走向无序，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通往被奴役的道路。

　　三、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社会原子化成因

　　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社会原子化现象的发生具有一般性的原因。首先，快速城镇化扩展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政府在批准土地使用权、设计城镇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导致城市建设忽视了城镇化发展的正常规律，那些有益于榨取经济价值和物质利益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其次，快速城镇化选择性地忽视基层群众，城市空间的重构也对原有社会中间组织进行了破坏，但缺少新的替代联结形式，留下被动接受城镇化的人们，孤独、茫然地游离在体制外，无法享受发展红利;再次，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供给不足，公众意志的形成传递受阻，政府政策落实有限，导致其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被转移的民众缺乏安全感，社会认同极度缺失，继而累积认同危机、道德危机、信任危机等社会风险。

　　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社会原子化现象的发生也具有具体的现实原因。首先，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大量农业进城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非正规就业人数激增，我国人户分离人口由2000年的1.44亿增至2012年的2.79亿，流动人口由2000年的1.21亿增至2012年的2.36亿;其次，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制度，使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这些所谓的城镇人口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由于随迁在外，也无法享受到原住地的公共服务，这些基本保障制度的缺失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最后，城镇化建设的空间布局不合理，社区建设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垄断性和排他性，部分地区建设豪宅区，人为分裂城市的社会空间，宣扬阶层等级，固化居住格局，导致城市社区认同的危机和基层生活出现了碎片化。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社会联结状态的修复

　　首先，建立稳定的城镇化制度设计，规范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综合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要求都很高。城镇化设计需要量力而行、稳步有序推进。顶层设计具有应用性、操作性，强调执行力和精细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明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因此，各地方政府应重点落实规划中提到的“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要求，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建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推进人口市民化。因此，底层设计应与顶层设计相呼应，城镇化的具体施政措施与指导原则要与之相匹配。

　　其次，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多元社会参与机制，重构社会基础秩序。近代乡土差序格局逐渐消逝，单位制也逐渐终结，城镇化进程中的地域空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发的改变。原有承载公共性的中间性社群的消逝，彰显了NPO、NGO等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培育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化，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改变以往政府单一进行社会管理造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发挥、调动公众和民间组织的力量。目前来看，中央已经有意识地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需要切实放权和护航。具体来看，政府应建立法治化环境，鼓励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完善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相关制度、体制和机制。政府应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主动塑造公共空间，以建立新的社会基础秩序。此外，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自身素质的提高，政府也应加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效率和信任度，充分解决好社会组织能力和公信力的软肋。

　　最后，建立社会预警机制。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过程中也孕育着不稳定和动乱成分。因此，政府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预警机制，健全信息收集机制，通过信息的全面收集，确保及时、准确收集诸如失业指数、腐败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群体性事件指数、重大刑事案件指数等社会各项指标，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及时准确做出预警，做好应急处理工作，以有效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防范急剧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社会风险，提高社会发展的弹性，做到防患于未然。

　　作者：杨中行 来源：商 2016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