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何以被遮蔽及其当代观照

　　中图分类号：B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92-006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学术概念迄今尚未有学者给予正式提出与系统研究，少有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切入点并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立体化挖掘与剖析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而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的研究，更是付诸厥如。这使我们在理论上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在实践上无法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萎缩了其本应具有的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某些学者所言，是“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纯粹历史科学，而是既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弥合了历史事实与道德价值、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立，深刻彰显了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之生成性统一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是“可信”亦“可爱”的历史观和哲学学说。道德维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并贯穿其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维度。当下，学界要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首先须深入探赜其道德维度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而未能“明朗化”之深刻根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

　　客观而论，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虽属误读，却并非空穴来风。此种误读肇始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确实没有一个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理论。[1]马克思拒绝诉诸任何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伦理学，明确反对西方近代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和“伦理中心主义”的观点。基于此，他生前没有构建起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而是将道德理论建立于“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理解”[2]478的事实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纵观其发展脉络及其理论主旨，没有一个是基于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化伦理学规范而形成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事实。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衍生的意识形态，空洞的道德说教无益于现实之批判与改造。马克思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揭露资产阶级道德观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将其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无聊的说辞”和“空洞的废话”，[3]亦极为蔑视西方学院伦理学所运用的那种陷入形而上思辨和形式主义窠臼的形式化方法。这种学院伦理学虽然构建起了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说，却拘泥于狭隘的伦理道德视域，以道德论道德，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现象，就会“不知所措”，立即昭显浓厚的人文性、浪漫性和空想性，其结果是：意欲“拥抱”道德却消解了道德的权威性，使抽象的伦理阐释和道德说教陷入道德至上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苑囿，不满现实却又无补于现实。马克思认为，抽象谈论道德并试图构建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的做法毫无意义，要完成对资产阶级虚假道德之解构和实质性道德立场之重构，首要任务即在于深入剖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深刻经济根源，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科学的经济批判与客观的历史批判，而不能仅仅诉诸道义尺度和价值理性。基于此，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消弭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抽象性和西方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对资本主义政治辩论中的道德主义的干预始终秉持强烈批判态度，强调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摧毁资产阶级道德得以滋生的土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构一种适合人性生长的新经济关系和新道德体系。对此，比利时学者亨?德曼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马克思不再对资本主义作纯粹的伦理分析和抽象的道德批判，这是“马克思对其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对手的道德上的伪善辞令所作的愤怒反应”[1]。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4]230，其作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哲学武器这一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构建起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马克思是一位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创造“现实的天堂”的实践哲学家，毕生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4]75，这也决定了其道德运思理路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思辨范式的，而是超越道德乌托邦的革命实践范式的。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5]275恩格斯在驳斥道德永恒论时亦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6]156基于此，两位革命导师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屑于构建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其既不以形式伦理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之思想武器，亦不以此作为论证共产主义优越性之现实依据，而是始终立足历史，诉诸科学的经济批判、历史批判与现实的革命实践来批判资本主义、诉求共产主义，那种以抽象人性论或永恒道德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坚决摒弃的。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10的《资本论》及诸多历史唯物主义文本，虽饱含对无产阶级命运的道德关怀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但其提出的伦理学概念和道德论述却并不多，而是自觉将道德研究置于科学历史观的理论视域，摆脱了形式化伦理学立场，旨在确立批判的、实践的和革命的实质性道德立场。正是源于此，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被诸多学者诘难为缺乏道德基础的、“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政治犬儒主义和反道德主义，被误读为一维（科学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内蕴的道德维度由此被弱化、遮蔽直至消解。 　　二、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

　　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到社会历史研究

　　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即从早期文本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转向中后期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被遮蔽的又一深刻根源。马克思早期文本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秉持鲜明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早期文本中，以人的自由精神为批判武器，猛烈抨击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公开申明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8]141-142作道德辩护，此时他总体上是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观念为思想武器来批判现实社会之道德非合理性，以道德情感统摄科学理性，其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始见端倪。此种研究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以下简称《手稿》）中则得到更为集中而深刻的呈现。《手稿》的道德立场及其研究方法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将历史过程理解为抽象的“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过程，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典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手稿》“以人的本质为评价尺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评价的色彩”[9]99。张一兵教授亦指出，《手稿》的主导逻辑是以“应有”批判“现有”的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10]。

　　《手稿》与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在研究主旨、核心范式及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异质性，是我们判断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发生嬗变的重要标志性文本。[11]《手稿》以抽象的道德规范和人性、人道主义为研究主旨，以“异化劳动”之消除和“人的本质之自我扬弃”为核心范式，以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为主导逻辑，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而这种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后来被马克思视为纯粹思辨的方法予以“高姿态”扬弃。马克思中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则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及发展规律为研究主旨，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社会发展理论为核心范式，以社会历史研究为主导性逻辑，在文本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历史研究之深刻嬗变，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之重大转向。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旨在研究人类历史，当其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范畴描述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时，似乎是以历史必然性“吞噬”了历史主体性，以客观规律消解了人性和道德，某些学者据此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断言其是漠视甚至无视人性的、与道德“绝缘”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道德因素的“断裂说”由此产生。“断裂说”断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仅仅满足业已形成的哲学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而不再深入、具体地研究人性、人道和道德问题，否认道德因素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传承性与发展性、断裂性与延续性。[11]这其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之间人为地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其与生俱来的道德真韵连根拔起。

　　从本质上看，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到基于“历史评价优先”视角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摒弃了道德思想和道德研究本身。我们对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应秉持科学的理论定位，既要看到其思辨性，亦要看到其在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并非一些学者所误读的那样，在转向社会历史研究后即发生“激进的断裂”，只注重历史研究而不再关注道德研究。事实上，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摒弃的只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而并非道德研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注重社会历史研究，这并非走向“理论上的反道德”，并非消解道德研究本身，而只是摆脱了抽象道德研究的窠臼，不再把对现存制度的道德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道德诉求建立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道德原则之上，而是将人道主义和道德研究自觉置于“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域之下，理性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体价值性自觉契合的基础之上，使其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消弭了道德研究与历史研究之抽象对立，弥合了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裂，马克思早期文本的道德思想、道德运思理路和道德研究方法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之深刻嬗变。

　　道德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从未“退场”，而是以某种隐性的方式始终“在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表征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研究与道德研究之生成性统一，呈现立体化图景，亦标志着道德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同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分析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德诉求置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出发点的转移，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12]245。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断裂说”之产生，“就在于没能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而是执着于马克思各个不同时期的理论本身和马克思阐述自己理论所运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13]4-5，就在于漠视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运思理路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整体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社会历史研究等同于其摒弃道德研究，其本质是否认马克思早期道德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有实质性发展的庸俗进化论。在此种误读下，历史唯物主义被拆解为一系列“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哲学范畴、实践概念或阶级斗争学说，其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直至消解。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读模式之解读误区

　　长期以来，学界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规律论”、“工具论”和“实践论”三种传统解读模式。[14]这三种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亦是各执一端，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将其解读为纯粹的阶级斗争工具，抑或将其简单还原为单纯生产实践意义上的实践论。在上述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工具性和实践性等科学维度被无限拔高，而其内蕴的道德维度却被遮蔽直至“窒息”。 　　“规律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地“科学化”，将其简单还原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对其作出了直线论和一维化的形而上学处理。自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解释传播之后，经苏联的理论诠释，“规律论”盛行。受其影响，诸多哲学专著和教科书在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时，习惯于称之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此种理论定位下，人类历史发展易被曲解为凌驾于人类的、只具有自然意义而沦丧了人类意义的“超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也易被误读为纯粹的发展规律体系，其内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维度、关注劳苦大众命运的道德关怀意蕴及诉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德旨归，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直至消解，马克思本人也由此被一些学者判定为非道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反道德论”亦顺势而生。

　　“工具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单向度地解读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的阶级斗争工具和手段，片面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属性和革命指导功能，并使其与人道、道德尖锐地二元对立。“工具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等工具意义无限拔高，似乎历史唯物主义只具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内容，只具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和属性，由此，其内蕴的深厚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被最大化消解。

　　“实践论”解读模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表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亦是其内蕴的科学维度之重要呈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形成的“实践论”解读模式却未能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与传统生产实践观之实质性区别，而是将其视域下的“实践”概念简单还原为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生存资料的纯粹生产实践，无视其所蕴含的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诉求。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既是对那种漠视生产实践、将实践仅仅归结为道德实践的思辨哲学和道德乌托邦之“高姿态”扬弃，亦是对那种将实践简单还原为纯粹生产实践甚至“卑污的犹太人活动”[15]6、不了解实践的超越本性及道义价值的旧唯物主义之“历史性”超越，本质上是以生产实践为原初内容，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道德皈依的“总体性”实践观。其弥合了传统生产实践观与传统道德实践观之二元分立，实现了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现实生活与道德诉求之自觉统一。而“实践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臆断为游离于道德实践的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实践观，对其作出了片面化、庸俗化解读，故而无法准确把握其内蕴的道德内涵与道德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批判话语与批判逻辑的“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为学界解读和研究其道德维度设置了一定障碍。客观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非以鲜明的道德话语体系予以呈现，而是以深厚的道德底蕴渗透、融汇于其理论体系。其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道德批判，多是从哲学、经济学或史学层面展开，例如，其运用“异化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的无限增值”等经济学术语或历史事实描述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性，而不会述及“资本家不道德”或“资本主义是反人道的”等明确的道德批判话语，其道德批判是映现于经济批判和历史批判之中的。这种“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使历史唯物主义易被误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理论，其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被淡化和遮蔽。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之当代观照意义

　　迄今，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视域的系统性研究付诸厥如，尚未有相关专著问世。忽视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会萎缩甚至窒息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使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的道德呼唤面前形成“失语”状态。当下，我们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维度的理论前提下，深入剖析其道德维度被遮蔽的根源，立体化解读其道德维度的深刻内涵、价值及与科学维度的生成性统一，具有深远的当代观照意义。

　　1.有助于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迄今，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或史学层面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抑或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或实践论视角来研究，其共同倾向就是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而忽视其道德维度，“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道德批判维度、道德关怀维度与道德实践维度，其道德旨归即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我们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仅作一维化的传统解读，即只看到其科学维度而漠视其道德维度。从道德维度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其传统解读模式的“补课”，能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亦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从而立体化把握其内蕴的深刻理论内涵与丰富理论维度，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

　　2.为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提供根本路径。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道德立场这一问题的理解陷入两种极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两种观点相互争论，并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前者将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或伦理学化，断言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道德无涉”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衍生实质上与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当学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还原为纯粹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阶级斗争工具时，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易被误读为“反道德论”;而当学界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文本“暴露了他（注：马克思）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17]2-3，而将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即应运而生。基于此，合理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深入研究其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刻领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性。这正是合理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根本路径。 　　3.强化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同。“真”的理论令人信服，使人产生思想共鸣;“善”的理论鼓舞人心，使人产生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深刻领悟：作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其既是“真”的指导思想，亦是服务人民大众的“善”的道德价值体系，是“真”与“善”自觉契合的“亲民”理论。这不仅能有力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底的理论威慑力和道德感召力，亦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认同，引导人民群众将“信其真”与“信其善”内在统一，从而激发其对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拥护及为之奋斗的热情，坚定其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性“出场”并始终“在场”。

　　4.为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之深刻调整，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道德选择和价值抉择上陷入了困惑与迷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在现实的道德国情下，我们要走出倒退性、萎缩性的道德困境，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这需要丰富的道德资源，仅依靠中国历史上优良的传统道德资源是不够的。今天，我们从道德维度审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理论基础和哲学根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反思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危机，深入挖掘其“真”的理论所蕴含的“善”的思想资源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道德建设的有效“对话”，探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新的理论支撑点并重塑符合时代发展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综上所论，该研究能够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功能与价值，拓展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带来全新格局与有力的道德支撑，推动道德进步与发展。

　　5.这是时代发展的现实呼唤。当代社会，在诸种批判马克思主义道德正当性的理论流派异常活跃、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争相在大众面前取得道德认同之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袖手旁观，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道德因素，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加以发展，以期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魅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道德感召力，使其拥有更多“话语权”。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源泉依旧保持着历来的创新力，因为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存在着不公正、贫困和不自由”[16]，这也表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精神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和蓬勃创新力，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不公正、不和谐的国际旧秩序依然存在，全球性道德危机的治理也需要全球伦理的重建。无论是国际新秩序抑或全球伦理的重建，皆需要介入强有力的道德批判话语体系，需要介入根本性道德资源为其提供伦理道德支撑。这也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研究视角的转换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理论空间。因为，从道德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挖掘其内蕴的道德批判理论、终极道德关怀思想及道德实践学说，可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基于此，该研究可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世界的有效“对话”，是时代发展的现实呼唤。

　　今天，我们开显处于遮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立体化研究，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领域的理论需要，亦是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需要，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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