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之紧迫性探讨

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之紧迫性探讨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势必关涉着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据此，我们将探讨的逻辑起点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多角度、深层次解读。
　　 一、“贫困”概念的多层次解读
论文联盟http://　　 “贫困”虽然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但首次系统定义“贫困”的是英国的本杰明·郎特里。他在1901的《贫困：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状况[1]。之后，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述。如西奥多· w ·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认为，“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2]，并界定“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与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从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将贫困理解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将贫困更多地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匮乏，或者可称之为“绝对贫困”。随着学术视角的开阔，我国学者对贫困内涵的探讨已突破经济层面的桎梏。如林闽钢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查研究》中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一种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合法地获得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使人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存状态。张彦丽等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中将贫困概括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较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3]。还有学者侧重从贫困的成因界定贫困的内涵，如李兴江等在《转型期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贫困主要是一种知识性贫困，是由于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上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从而导致全面的贫困。进而一些学者将贫困划分为不同层次阐释其内涵。如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2]。所谓收入贫困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知识贫困是指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的能力。杨菊华则分别阐释经济贫困和社会贫困，前者主要是由于收入偏低造成的低于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后者主要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服务引起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落后或困难[4]。而王曙光则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 [5]。由上我们知道，贫困的内涵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内涵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物质匮乏、收入低下，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势必更加丰富。立足于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反贫困的重点及途径的思考也将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贫困问题虽趋于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但在反贫困的实践领域主要还是围绕着经济层面展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新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薄弱环节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如1994 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 478万，总共减少了2.35亿，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04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并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5]。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体现了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的最新成就，如不断加大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