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与民族志写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启示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是杨美惠（Mayfair Yang）的著作之一。杨美慧侧重关注宗教、世俗化和现代性中的国家等。她的教研领域包括批评理论、性别与女权主义、媒体研究、主权与国家权力，以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文化地理区域是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东南亚和西方的中国文化旁支和华裔海外散居群体。目前，国内对《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对中国社群关系学的讨论上。本文试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杨美惠在开展“关系”之田野和书写“关系”之民族志上的独特方法。

　　一、关系学：韧性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杨美惠初涉中国大陆田野，当时压抑的社会空间初步回归，大众的日常生活趋于正常化。杨美惠在调查背景中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在建国初期集体化改造后的中国本不存在的个体人际交换关系，进入60年代后却再次兴起，并汇成了一股“地下暗流”――关系学。在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巨变中，国家的常规机构收到严重冲击，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大行其道，国家的精神控制支配着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关系学的复兴正是对这种巨大压力的逃逸。关系学成为人们保护人身安全、人格、友谊和亲属伦理的避难所。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式”的国家逐渐弱化，市场经济因素进入中国，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对稀缺物品的迫切需求渐渐淡去，但在与国家经济打交道的商业等新经济领域，“关系”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新空间。

　　杨美惠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关系学的实践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它包含了以感情和意气为核心的伦理、以礼物馈赠和宴请为形式的计策、以及起到弱化工具性目的的象征礼俗，关系因此得以培养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网络，维持义务和责任。在杨美惠看来，关系学的流行话语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体系。虽然在台湾、海外华侨聚居区也存在关系的实践，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关系学的话语和实践愈发精致化，迅速地演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领域以及必需拥有的技能。在访谈中她发现，在社会秩序未明晰、思想走向不确定的状态下，人们对关系学的本土辞汇描述众口不一。官方话语倾向把关系表述为工具的、功利的、反社会主义的消极话语;而民间话语则偏向重视私人情感、伦理的表达。两种表述的差异表明，关系赋予民间弱者的武器，正在成为反抗制度的策略。关系学既可以被看作在广大的社会秩序中人际关系政治化的症状，也可以被看作对此政治化的对抗。[1]关系学的链条（原始提出要求的人―中间人―最后帮忙的人）在一个自足的圈子里通过义务、接受和回报摆脱国家控制，减少对国家调控下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支援的依赖。尽管看似关系是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备，但其实践需要一些“公”的特性和手段，如：慷慨、互助、感恩和义务，熟人的关系网、朋友和中间人，它游走于公、私两个范畴之间。

　　二、都市作为“田野”

　　“田野”，往往被视为是一个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农区、牧区或荒野，在使用在常常被认为是对“都市”的背离。在经典社会学的都市调查方法中，问卷法、实验法等方法为国内社会学界广泛使用，而田野调查方法则被视为民族学、人类学相关学者调查国内少数民族之用。事实上，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馆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工作”（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调查研究也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类”。安乐椅上的理论家曾大行其道，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极大地推动了“田野调查”概念的深入发展，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不再认为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

　　“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而所谓的“下田野”则意味着到农村、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总之是更接近自然的之处。人类学百年来，其田野已经不断在改变和拓展，最初是作为遥远的异邦的“初民社会”，后来回到自己所在的复杂的文明社会，而且不仅研究那些边缘性群体，也进行主流群体的研究。[2]

　　都市人类学萌芽于上世纪2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受到注意，60至70年代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人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人类学家理查德和大卫对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作了分类：分别是乡村移民、家族结构、环境与人、社会分层及多元性、以及方法论。[3]费孝通在《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一文中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田野已经不单单只是指一个空间或者地理上的概念，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方位，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4]

　　杨美惠在本书中所做的研究即是都市田野背景下的方法论探讨，她捕捉到“在交通便利、交流快捷的现代世界，时空的界定变得模糊了，田野的概念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架构”，“在依赖于主体各居其位的权力系统中，将民族志工作者固定在一个确定地点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可能不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策略。研究关系的艺术最好的办法是接受这种形式本身作为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5]作者以工厂为研究点，必然需要游走于与传统田野相背离的北京、武汉等新兴工业城市。同样，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杨美惠对西方霸权话语反思颇多，但其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田野调查的藩篱：相对于西方而言，作为东方的中国大陆是异域，是贫穷、落后的他者。

　　三、做田野：主体性、参与观察、访谈

　　作为一种惯例，几乎所有的民族志都会首先介绍自己是如何进入，又是如何撤离的。普拉特指出，即使没有独立的自传章节，个人叙述也是民族志的传统组成部分，总会有一部分关于作者进入田野点、当地人的迎接过程、缓慢而痛苦地学习语言和刻苦努力的程度，以及离开田野时或悲酸或失落或感慨万千的开场白。[6]本书亦未能免俗，作者在导论中描述了自己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工厂的困难，以及自己在主体性定位中的困惑。 　　主体定位通常表明人类学家的认识立场和视角。进入中国大陆的场域，杨美惠在开始研究后，主体定位徘徊在海外华人（华侨）、本地人、美籍华人这三者之间。作者将海外华人与美籍华人相区分，海外华人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是指有中国血统，保留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及与祖国的亲属联系，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社区，并不以现居住国作为归属趋向的一群人，而美籍华人则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它是一种新的美国话语中的一部分，这种新的话语肯定了民族多元性。除了这两种话语，作者还常常被误认为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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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三角形的主体构成，给杨美惠的主体性确定带来很大的困扰。最终，杨美惠通过认可“海外华人”和“美籍华人”这两个民族志主体的构成因素，也靠接受而不是拒绝成为当地人的过程和可能性，确定了以消解西方知性主体中心的人类学主体定位。[7]作者摒弃了传统人类学中扎根西方的主体，打破了西方认知主体的整体性，认为不但是文化，而且认知主体也是受种种超越文化、国家和性别边界潮流的影响。不能停留在自我批评的西方主体位置上，应与所研究的非西方的主体性衔接，将本地人的视角和关怀整合进自己的话语。

　　另一方面，杨美惠的工厂访谈证明了参与观察和辨别信息真伪的重要性。作者在第二电扇场和印刷厂进行访谈时发现，访谈对象因担心作者会打小报告，经常有人在谈话时有距离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诉说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实质性消息时保持沉默，又或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在弄清缘由后，作者采取了通过熟人介绍，以进入更大关系网的方法，化生为熟，以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这种新的田野工作策略略，使得作者的工作更容易、更富有成效。

　　社会学强调抽样调查和统计图表的方法。杨美惠批判伽瑟瑞“不遗余力地为其研究方法镶上科学社会学方法的‘金边’和详细的抽样说明和统计图表”。[8]伽瑟瑞在工厂的公共场所与工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是在其他工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访谈对象认为伽瑟瑞对中国关系学研究的兴趣视为一种挖掘中国共产秩序中传统的、“封建”的、非理性的和令人尴尬的一种努力。因此，研究对象在填写问卷、接受访谈时，多是往“理性”、“非传统”的答案回答，伽瑟瑞不加辨别就匆忙得出结论，以致谬以千里。杨美惠敏锐地洞察到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不足与缺陷，并通过引入人类学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求取社会调查中的真实。

　　四、田野伦理

　　越是深入的田野调查，就越能和调查对象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研究人的学科，难以摆脱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杨美惠在中国大陆的调查即遭遇了田野伦理的困扰。现代城市条件下的田野工作比起古典人类学调查原始人或者农民环境要好得多，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氛围仍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杨美惠通过杜若奔的关系，与丁健成为朋友。出于对杜若奔的信任，丁健主动给作者提供标示有“内部”的出版物，这使作者陷入自责：装作本地人和人自由交谈欺骗别人是否道德？如果有人抓住带着这些文件的作者，又顺藤摸瓜地逮住丁健又怎么办？这最终使作者养成了警惕的习惯：不要给认识的人惹来官方的麻烦，也不要让他们给其他人带来麻烦。作者的研究笔记开始不用中文写调查对象的名字，也未选择老家作为自己的调研点，尽量保护好自己的报告人，这样的伦理观当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当具备的人文关怀。

　　五、民族志书写：科学与人文之间

　　民族志，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理解，既可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9]在第二种意义上，民族志的写作至少以六种方式被决定：第一，从语境上（它从有意义的社会环境中汲取资源并创造有意义的社会环境）;第二，从修辞上（它使用有表现力的常规手法）;第三，从制度上（写作既处在特定的传统、学科和观众读者之中，又对立于所有这些）;第四，从一般意义上（民族志通常区别于小说或游记）;第五，从政治上（表达文化现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地分配的，有时候是有斗争的）;第六，从历史上（上述所有的常规和限制都是变化的）。[10]诚然，尽管一再标榜科学、客观、理性，但人类学之“人”就决定了既作为学科方法又作为学科文本的民族志必然是主客观的结合，这种对严谨学术的追求和对人文世界的关怀形成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将田野调查引入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以特定主题为缩影，写就反映全貌的都市社会民族志，杨美惠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有益实践，可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完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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