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清末社会救济观念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10-0311-01

　　晚清社会是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在被西方列强强行敲开国门，拉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社会逐步走向开放，由传统农业社会结构趋向于新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历史性的巨变中，清政府对于全国的统治秩序趋于失控，所担负的社会救济职能事实上也大大削弱了。这种形势一方面助长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慈善救济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睁眼看世界”的社会思想家们开始将“师夷长技”的思想观念从军事领域推广至社会领域，开始了对社会福利观念的积极探索。

　　（一）

　　清末以前的中国农业社会，是典型的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为主导经济形态的血缘宗法社会。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是围绕着家庭和宗族关系建立起来的，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成为这一社会主流的福利思想。人们提倡“难则相济，危则相扶”的“圣人之道”，“荒政”成为朝廷承担社会救济的主要内容，而“养”则是其主要的承载形式。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为目的，如收养孤贫、接济灾荒、为流浪者提供食宿、对死者施以棺木等。应该说，这种救济制度与福利观念是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它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运行中确实发挥着协调与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与西方在社会福利的投人上注重经济成本和社会实效相比，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福利观念明显地具有“重义轻利”的感性色彩。这种以养为主的救济方式，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布施者囊中羞涩，也容易使受助者承受较深的负债心理，而对于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来说则容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依赖心理，其结果均不利于受助者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一些“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则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首先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端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到“重教”在社会救济中的积极意义。

　　出使英国的刘锡鸿记录了英人教养之法：“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都会乡镇各有义塾，自数所以至数十所，每所延师数人以至十数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2]郭嵩焘在伦敦一家织绣院观察到“多世家妇女贫者，以手工自食其力。国人醛金为院，使习艺其中。询之，妇女通计百五十人，分六院。其一专司绘写，大小异式，分送各院织绣”。[3]薛福成在一规模宏大的贫孩院发现：“院中男女孩凡三百余人。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有读书堂，有讲经堂，有做工所，有演艺场，有洗衣所……秩然不紊。养牛二十五头，日取其乳以供院中之用。凡贫孩二岁以上，即可送人院中；追二十岁左右，皆成一艺以去，稗能自给衣食，无饥寒之虑焉。”“其教导皆用女师，亦颇爱诸孩如其子。”他惊叹道：“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4]西人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积极救济方法，促使中国思想界反思我国传统救济方式的弊端，审视“教养并重”在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也使中国人直接了解到西方社会福利事业的办法。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广仁堂时就“兼筹教养”， 他在《津郡创设广仁堂疏》中指出：“窃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叠遭灾歉，孤儿嫠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遂于西门外太平庄卜地建堂，……于堂中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塾五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粗笨者雇老农教习；……。”[5]1907年，清朝民政部也提出，要求“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6]

　　（二）

　　晚清的开明人士在同西方对比中感受到“教养并重”的积极作用，并将这种观念付诸实践。晚清社会福利观念的这种演化，可以说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而正是“教”功能的加强，推动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性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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