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大学生与同龄社会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综述

　　一、幸福感相关量表编制的研究

　　邢占军认为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编制研究中，要尽可能采取全面地搜集经验对象。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内外常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它们也是基于特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经验对象形成的），并将这些量表运用于我国城市居民的测量特性检验，吸收其中的一些能够较好地反应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维度或项目。另一方面，选取我国城市居民中一定数量的典型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访谈和座谈，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编制项目，并采用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进行筛选，形成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中的测量项目，分别对应着十个维度：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人际关系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在邢占军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简本编制》一文中介绍，本量表简本是在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在山东省范围内随机取样（N=370），采用鉴别力分析、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M行项目分析，形成新的量表，并对新量表的测量学特性进行检验。通过测量检验编制了由20个项目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可以作为研究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这些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国外的测量工具，由于文化和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在运用于我国居民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编制适合我国居民情况的量表。基于此，我国学者也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二、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

　　研究显示，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表现为，青年心理上的成熟是滞后于生理上的成熟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独立意识增强，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增强；其次，记忆力和理解力达到顶峰，同时有丰富的想象力，喜欢求新求异，敢想敢做。在人格品质方面表现为意志性格还处于变化过程中，尚不稳定，自制性与冲动性共存，模仿性达到较高的程度；在情绪情感方面表现为情绪情感的外露与封闭共存，感情体验丰富，富有激情。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特殊成员，他们的心理特点既具有青年的一般心理特征，也有自身的特点，从生理阶段来看，大学生处于青年的中期，从心理发展上判断，他们处于青年前期。国内青年心理学家张增志认为，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就是需要面对内心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既是他们的心理特殊性也是心理发展的动力。这些矛盾主要有：闭锁性所导致的孤独感与强烈交往需要之间的矛盾，独立性和依赖性之间的矛盾，高求知欲和低识别率之间的矛盾，情绪和理智之间的矛盾，愿望、幻想和现实的矛盾，强烈的性意识与正确处理异性关系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反抗与顺从、自尊与自卑等矛盾。上述这些矛盾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迅速走向成熟与尚未真正成熟的集中体现。

　　研究显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到青年期后开始逐渐减弱，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力同渐减少，不会像早期教育那样影响巨大，但却变得比较深远。影响青年的环境逐渐转移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机构和团体上。学校就是其中的重要机构。学校按照一定的社会文化模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向青年系统灌输知识和技能，社会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和生活态度，可以使青年更好更快地学会适应社会，具备“社会人”的基本素质，同时，学校里的人际交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都是对青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网络也成为影响青年群体的一个重要环境，青年是我国互联网上的最大用户群，网络已经成为影响青年的重要途径，对青年成长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无法估量的。

　　笔者认为，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差异，在这个群体中，大学生与其他人的幸福感由于学历、收入、家庭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的不同，幸福感现状必然会有所差异，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现实基础。

　　三、影响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一）性别

　　张羽、邢占军对山东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女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陈静、杨宏飞等对杭州大学生生活满意感调查发现，女生总体生活满意感显著高于男生。

　　郑雪等对广州某师范学院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了平均数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哪个维度上男女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在对幸福感的体验上不存在任何明显差异。

　　严标宾等人对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则显示，性别变量只对中国大陆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周翠金对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得分都较高，无显著差异。

　　笔者认为，纵观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性别虽然对幸福感有影响，但并没有起显著作用。 　　（二）年龄

　　对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国外曾有研究指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一致性，也有少部分的研究指出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布兰克夫劳和奥斯瓦德首次报告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但也有研究指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缺乏一致的方向性，可能是因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而对正负向情感的感受则会随着年龄上升而下降。

　　邢占军认为，单纯研究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关键要考察影响不同年龄段幸福感状况的因素。上述研究初步表明，不同年龄段被试主观幸福感状况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既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年龄段特征、个体人生历程中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有关，也与某些年龄群体的独特经历乃至所面对的社会机会有关。

　　台湾心理学家陆洛在对中国人幸福感之内涵、测量及相关因素的探讨中， 曾研究过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影响不同年龄段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因子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不同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 受到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影响， 在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子、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手段等方面存在程度的差异， 因此，很有必要在更广范围取样对我国民众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

　　（三）职业和收入

　　黄立清认为，城市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有固定职业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在当前的中国，职业不仅仅意味着收入，从某种意义上更意味着一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当然，反映社会地位的指标并不仅限于职业状况）。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当前我国城市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当前要提高城市青年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水平，首先要着力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前提的。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直都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张明军、孙美平、姚晓军在对兰州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出，人们的幸福感与收入或财富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个界阈：人们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的增长的确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但当收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

　　曹大宇的研究在职业阶层划分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大体上来讲，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也会越高。在二元精英模式下，国家干部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下层办公室人员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都高于农民阶层。但是，通常被划归为中产阶级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没有太高的幸福感。

　　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感觉不幸福，即使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也很难说这个社会的人们生活质量有多高。然而，尽管人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很多研究却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中国，不同阶层所能享受到的物质和非物质福利存在巨大差异，这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感情状况

　　邢占军、金瑜的研究结果认为，无婚姻生活的女性比有婚姻生活的女性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除身体健康体验外，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其他9个分量表上，有婚姻组得分均低于无婚姻组。并且在全国抽样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婚姻状况是影响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家庭生活对于城市女性群体来说十分重要。但也有研究认为，如果将亲情、爱情和财富排序，那么城市女性会把爱情排在第一位。而国外研究也认为，婚姻提高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已婚女性比男性报告更多的满足感。

　　张倩妹、邢占军的研究认为，在青年群体中，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较为被动的地位并未体现，反而是男性获得较多的负向体验。现代女性因为教育程度提高，工作经验丰富，加上环境与媒体的影响，对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有了很大的提高。青年择偶以及结婚的要求更加多元化和具体化，在选择婚姻过程中都会追求夫妻关系平等和谐，注重自身的地位和需求，也可能过于重视自己的需求和体验，忽视对方的想法，对婚姻的期望趋于理想化。有调查显示，结婚时间越短，婚姻关系越不稳固，越容易破裂。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需要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夫妻?p方因婚姻关系而获得的幸福体验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更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婚姻质量方面的问题，既与社会转型期的骚动而引起的婚姻价值观的失衡有关，也与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婚姻的不合理期待有关。因而，倡导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倡导和谐成熟的婚姻生活，不断提高婚姻质量，已经成为提升全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不容忽略的环节。

　　（五）社会支持

　　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正是这些人际网络资源源源不断地为个体提供能量，支持个体的存在。有研究表明，个体只有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时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因此，社会支持系统已成为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很重要的因素。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对于提升幸福感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的支持。

　　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在降低个体压力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感。郑雪研究发现：家庭的具体支持（提供财力帮助、物质资源或具体建议指导等）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家庭的情感支持则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

　　郑雪对广州市314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同个体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都有显著的相关。朋友的支持是怎样影响个体幸福感的水平的呢？许多研究发现，朋友支持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与朋友在一起时，个体的积极情感最高，一个人独处时，则积极情感最低。朋友支持提高个体积极情感的原因主要是，与朋友在一起时，他们可以参加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在参与这些事情中，能够亲密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与朋友在一起时能形成一种友好的气氛、一种默契，这些都可以给个体带来巨大的愉悦感，进而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此外，朋友的数量、与朋友愉快接触的频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个体幸福感。 　　其他的支持对于个体而言，更具有偶然性和境遇性，这是相对家庭和亲密朋友的稳定支持而言的。严标宾等就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发现，生活中其他人（同学、老师和亲戚）的情感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解释了积极情感变异的10%，进而影响个体的幸福感。个体的其他社会支持的来源，作为一种有效?Y源是否能够很好的被利用，会影响到幸福感的水平。

　　笔者认为，社会支持的各种来源对个体幸福感的水平有着极大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个体幸福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支持毕竟是外在的因素，幸福是个体的主观感觉，一个人只有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以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人与事，才能真正找到属于他的幸福。

　　四、大学生与社会青年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研究

　　张倩妹和邢占军在对城市青年群体幸福感的研究中认为，学历水平是影响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因而也就越可能较多地体验到幸福。这一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西方一些研究者得出的受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的结论。

　　乔静文、常志坚和李慧民在《大学生群体与同龄社会青年的主观幸福感之比较研究》的研究结果中显示： 大学生群体与同龄社会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差异， 但在社会信心、目标价值和家庭氛围三个维度上， 大学生群体的得分显著低于同龄社会青年的平均水平。该研究认为， 该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关， 应从社会、学校和大学生自身三个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帮助大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特质， 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黄立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脑体倒挂”的现象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也不排除很多人为了实际物质利益而追求高的学历水平。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来说，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是面对激烈竞争的一项重要资本。较高的学历水平为青年人的就业、交友、择偶等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机会，也使其对自身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有较高的要求。而学历较低的青年人往往不能满足现状，对自身生活有更高的设想和目标，并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积极努力地学习或工作，能不断感受到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所以具有较高的成长进步体验。我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传统使很多人十分看重大学学历，并将其看作个体是否成才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很可能发展为对学历水平的盲目自信和崇拜。不同学历水平的青年在社会信心体验和自我接受体验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表明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影响人们对社会发展态势的信心。同时，低学历者也并没有因为文凭的不足而自暴自弃否定自己，仍然充满自信，对自己抱有肯定的态度。

　　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约3200万，位居世界第一。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逐渐增多和深化，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在社会同龄青年中属于佼佼者，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幸运的，有着美好的未来。但实际上，他们自身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幸福”。学业的压力、经济的负担，在强调能力和社会经验的社会现实中，学历绝不是立足于社会的唯一砝码。在这种情况下，在校大学生与同龄青年相比，幸福感会呈现哪些特点也是本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五、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与启示

　　（一）缺乏针对青年群体中不同特质的小群体的差异研究

　　笔者认为，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样本数较小，并且取样具有很大的地域特征，多是集中在某个城市中的特定群体或青年群体中的特殊身份群体（如大学生群体或职业女性群体等），缺乏针对青年群体中不同特质的小群体的差异研究。

　　（二）缺乏对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深入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状况究竟如何，应从总体上全面描述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详细分析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上的组群差异情况，并考虑到这些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三）以往研究的启示

　　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如对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支持等影响因素做纵向研究，还有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的横向研究，这些都对本研究提供了比较权威的支撑，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参考。一般来说，缺乏比较就缺少发现，在以往的这些研究中，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文献甚少，并且不够深入，不利于全面了解幸福感的研究现状，也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来提升幸福感。所以，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为侧重点，创新研究方向，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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