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

　　一、关于中世纪大学学者“社会指引力”的定义

　　“指引”一词即“指点与引导，例如指引航向，猎人指引他通过林区”关于“指引力”一词的具体准确定义，目前仍未见有相关辞书给予明确标示，笔者认为：指引力，即通过一定的指点与引导而产生，并能促使事物按一定的方向与方式来实现变化发展的力量，西文中guidance一词，即直接具有指引力的含义；笔者认为：关于“社会指引力”一词，即在一定历史时期所产生，能够对当下或未来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产生出一定影响的社会力量；例如诞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虽然诞生于十九世纪，但没有停留于十九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跨越欧洲影响了全世界”。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往往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不可否定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某种来自于社会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指引往往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历史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在逐步改变社会发展的模式中推动着会社的变革与进步；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大学学者，既是承接古典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又是开启新时代的领航者，当时的大学学者通过其特有的社会活动与学术活动，对当时欧洲社会变革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此即中世纪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所在。

　　二、欧洲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基本概况

　　中世纪大学，一般是指中世纪时期欧洲的主要高等大学，学院以及学术机构，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短暂存在过的学术机构和一些地位尚有争议的教育机构，一般认为颁发授予学位的大学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产物，具有相对自主的地位，1500年之前，在西欧与中欧地区建立了超过80所大学，随后大学又传入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中世纪时期，欧洲主要大学的产生以及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制度是中世纪的欧洲留给我们当代世界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其中巴黎大学作为“欧洲大学之母”。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代表性主要表现为，巴黎大学是最早建校的大学之一，在1231年（另一说为1180年）法国皇帝路易七世正式颁授“大学”称号，至此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并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另外巴黎大学的成立与学校发展的历史对法国乃至欧洲其它大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即便是在蒙昧与禁欲主义最为最盛行的时期，巴黎大学依旧孕育并积淀着其独有的人文价值理念与预见性的时代精神。笔者认为，巴黎大学所提倡的人文价值理念正是对古典时代人文精神的继承，同时其超前时代精神也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舆论影响；与此同时，巴黎大学的建立为当时学者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现实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在众多学者的勤奋努力下逐渐成为欧洲社会先进思想的摇篮，最终成为照亮时代的灯塔。

　　三、中世纪学者社会指引力的形成的社团因素

　　巴黎大学学者的人员构成相对比较复杂，由于受巴黎大学建校之初的历史影响，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学者其学术立场倾向于神学，但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术世俗化的不断加深，无论是倾向于神学的学者还是倾向于世俗化的学者都共同肩负起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社会活动及学术探讨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尤其表现为利他性，即通常所谓的“社会的良心”、“人类精神世界最坚固的保护壁垒”，最终外化为一种社会指引力。针对这种社会指引力的研究，以往学者多视作中世纪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影响往往是体现在众多领域，已远远超出文化的范畴，例如，巴黎大学作为典型的教师行会组织学校，教师所具有的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欧洲的教权与王权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迫于大学学者与学生的不断运动，教权与王权不得不对其做出必要退让，于此同时大学学者的社会活动为其作为学者的社会指引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笔者认为，巴黎学者社会指引力的形成因素应当是多方面的，如社团因素、大学学者社会责任感因素、王权与教权斗争因素，其中社团因素在之前学者研究中是经常被忽略的。

　　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社会是一个社团风行的时代，社团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巴黎大学内部的基本组织特征。巴黎大学的社团性结构包含民族学会、院系、学监、会长、以及系主任等。大学社团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可以通过众多的法令而保持其独立性和不受社会因素干扰，而这些法令正是是巴黎大学的建校之基，当中包包括了一些院系集体制定或经由全体大会通过的法令、教皇或其使节的敕令与国王的敕令；例如“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保护大学师生而颁布的1208年敕令，这一敕令使巴黎大学获得一定的独立的司法权，这意味着巴黎大学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一敕令也被认为是巴黎大学建立的标志。”由此大学的特权地位初步奠定，而一种可贵的自由独立思想也由此诞生了且成为自由的法律表现。

　　另外，教会与国王对大学的各自干预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的推动了大学社团的发展与成熟，“教会懂得为了统治人的思想必须掌握教育，关键是掌握教育者。”而与教会意愿相反，国王则是希望在封建割据的情况下，通过庇护大学来加强王权。例如：“公元1208年著名的教皇特权敕令就巴黎大学与市民的纠纷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对巴黎大学的和平与学者的安全做了保证，1231年的教皇敕令给予大学罢工和制定自己法令的权利。从1245年起有了一系列教师大会召开的记载，表明大学社团的成熟。1246年教皇允许巴黎大学拥有自己的印章，标志社团独立”。“社团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力量，厚实地横隔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并发挥用。……总之，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某种大于自己的东西，反过来社团则将其丰富的资源与力量呈现给个人”在精神上，巴黎大学以教师社团作为自己的认同对象，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之余，都尽其所能的给予属于各个社团的学者以必要的帮助，与此同时社团当中的互帮互助也总有发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团体系，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学者才能顺利地把学术影响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因此，在梳理中世纪时期学者的社会引导力形成因素时，中世纪巴黎大学社团因素的是其大学学者社会指引力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巴黎大学学者对中世纪时代的指引

　　巴黎大学主要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致力于知识的探讨与文化的传播，在中世纪欧洲多元化化的权利体系中居于独立自主的办学之列，应当说一定程度上巴黎大学依靠其独有自治性。但是，就整体的社会环境而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非公益、非盈利性决定了大学必须自主筹措经费以维持运转，因此对“钱袋”的掌控的重要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大学经费大体上来自于各个教俗团体或个人的捐赠，以及学生缴纳的费用。而大学在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同时也会依法保障其各种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给学生提供必要的资助，以便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在巴黎大学中，教师作为管理者周旋于教俗间，以艺术的博弈手段纵横捭阖，在大学的平台上展现活力。笔者认为，巴黎大学的教师们通过筹措到充足的经费来巩固独立治校的权力，保障了大学拥有充足的资源以维护其在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为其在争取权力，保障学术自由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当说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为整个欧洲追求自由贡献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指引力。

　　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但这也正给予了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者为社会提供社会指引力的良好机会。在巴黎大学课程体系随性辩论中，神学家的态度便是有力佐证。1260年左右随性辩论开始在巴黎大学风靡一时，巴黎大学的学者们依照惯例每年可以举行至少两次辩论，辩论问题可以是“任何人提出的任何问题”，辩论过程中分为辩论和终止性陈述两个重要阶段，原则上一个神学问题的争论只能由一位校长或神学老师来主持，每场神学争论都有两场不尽相同的会议作为配合。第一场会议是辩论会，有许多观众参加，其中也包括非大学的成员，在一程度上现场的观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决定该辩论的主要内容。第一场会议中的问题借助讨论，从而使一些答案由一个担任应答的学者来解答。主席的回答内容可能很多，也可能较为简单明了。但是第二场会议要持续几天，只有主席一个人宣讲。他给予在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的每个问题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或是由处于知识顶层的神学老师来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每场问题数量在15个到300个之间，甚至可能更多，另外许多问题跳出了学校的范围，涉及到了该时代的各种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无所不包，涵盖了道德和未来社会的方向等等；神学的、世俗的、普通人都可能出现或隐含在问题之中，由此显示了巴黎大学乃学问探究的场所，无论是广大民众的问题，还是封建贵族与教会人员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必要的解答；当时的人们希望知道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到底来源于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在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意识问题的基础上，都可能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行为方式做出指引。另一方面，这种争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娱乐形式，时而会吸引市政官员和当地名流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问题及其结果往往会对当地的政治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使巴黎大学的这种问题辩论不仅仅局限于“秀才议政”的尴尬局面。

　　从巴黎大学问题辩论的过程来看，神学家选择低调的、半遮半掩的处理风格，实际上也是一种在保护传统的同时又开创性地适应新社会需求的办法，由此表明了大学没有超然于社会之外，而是及时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成为引航时代的灯塔。实际上，崇尚学术的自由、追求理想抱负、崇尚理性正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显示出了社会前行的方向。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坐着满载黄金而归，发大财的美梦并没有错，正是代表并表现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先进性特征那样。追求知识动机与目的的分层引起社会的分层，这种社会分层化的加深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并且“显而易见的是，与集团或者地方主教们控制的教师相比，那些享有自由权利的学者们组成的法人团体能更好地为教皇和君主的利益服务”。巴黎大学的教师们以自己所独有的对社会的指引作用和对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服从，赢得了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的空间以及对大学有利的经营条件，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神学教师在维持旧有知识体系，履行教师职责时，还需要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神学教师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要具备创新精神、创造性地与时俱进。而在因社会的进步而加快个人前进步伐的同时，我们需要深刻地了解到社会发展变化是需要指引的，尤其是在面临抉择的中世纪，此时的西欧社会里，大学的学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在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运动悄然兴起，人文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经院哲学遭到冲击，新的人文主义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文学、诗歌、艺术、考古等被纳入大学课程体系之中。巴黎大学教师行会与教会的斗争本身正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去神圣化，从神学观呼唤人性、理性，世俗知识兴起，到国家逐渐向世俗化发展。人文思潮促进了法兰西学院与奎恩学院的创立，并成为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学校的典范。巴黎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们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坚信环境对于人才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展现人文情怀的建筑、雕刻、壁画等比比皆是。教师们作为幕后的主推手，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指引力，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推重这社会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空前的高度。

　　结论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大学通过学术探讨，学术活动，问题辩论所产生的社会指引力，是推重社会前进发展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借助社团组织，经费筹措，辩论会召开等有效手段，在实现其独立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变革，对其后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当我们再一次回首中世纪大学时，其很多时代局限性也是不应被忽视的，例如当时的大学就读费用是昂贵的，导致其生源大部为少数富有子弟，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几乎没有进入大学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大学对学校设置认可的追求，享受越来越多的特权尊位，伴随着独立经营性格的消失，传统崩坍，最终实现“国有化”，以致王权的完胜；另外，大学里也出现学者的媚富、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行为，综此种种都束缚了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的进一步发挥。当代中国大学学者应以此为鉴，在实现学术追求的同时，始终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砥砺自我，成为时代的学者，人民的学者，勇于肩负历史与社会责任的学者。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六版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绪论

　　（3）Roberts.Rodriguez&Herbs

　　（4）Roberts.Rodriguez&Herbs

　　（5）《世界博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01期

　　（6）见于《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00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7）GainesPost，ParisianMastersasaCorporation，1200-1246’，SpeculumVolume.9，No.4.（oct，1934）.

　　（8）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李秉中.浅析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之道――以巴黎大学为例[J].历史教学2010年（3）

　　（10）雅克?勒戈夫，张弘译.中世纪的学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西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张斌贤等译.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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