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经验研究

　　1.1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宁波市建立了区、街道 （乡镇）、社区 （村） 三级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 “实现了基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零距离’，形成了党政领导、民政指导、部门协力、街居协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社区党总支领导的社区联合会将原有自发松散的各支队伍，通过整合，注册登记，将其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使社会组织功能更加强化。社区党总支在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同时，在工作方式上力求做到“有进有退”，在方法上做到“有分有合”，在效果上做到“有声有色”。“进”即发挥社区党总支核心作用，整合社区资源，为居民做好服务；“退”即不大包大揽。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居民的作用，真正做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分”即把原有的党组织进一步细化。“合”即整合社区资源，搭建组织框架，发挥组织的堡垒作用；“声”即通过社区党总支把党的声音传到每家每户、每个居民。“色”即领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1.2 充分发掘人才，量才录用 社会组织是群众的结合体，想要活跃社会组织，必须有各方面的人才。“人才”就在社区居民中，关键在于“发掘”。建立社区人才数据库，用社会组织这一平台吸引各类有专长的居民，让人才管理更规范，更好地利用这些人才资源。在人才库中有各类文体骨干，专业技术人员。人才数据库里有人才编号、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爱好特长或专业、政治面貌、地址、联系方式等一清二楚。在社区的人才库中，大部分是党员。他们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人才为社区的和谐发展联手助推。人才数据库的建立，让如何高效、科学地管理这支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这一问题迎刃而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指出：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左右人都面临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的收益”。可见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相当重要。

　　1.3 抓好班子，夯实基础，运用奋勇前进的评估激励机制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各项工作推进的速度和成效。在干部使用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导向，落实干部工作责任制、监督制，实施“星级评估、动态管理”的制度。采用“分类定标、量化评星、分层指导、动态管理”的方式，社会组织工作业绩，按评星定级，最高为“五星级”。推出社会组织评估制度，通过评估定级促进各组织之间竞争，要求各负责人对工作倾注热情，对群众充满感情，对事业富有激情。

　　2 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社会组织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还是碰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思想认识有待提高 社会组织是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的过程中兴起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作用发挥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规范和管理，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但由于各类原因，如有的政府部门认为仅仅是群众自娱自乐的组织，思想上重视不够，对社会组织缺乏应有的信任感；有的甚至还担心社会组织多了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社会组织事实上承担了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却没有获得其权益的保障。

　　2.2 总体结构仍属不良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拉蒙教授的观点，社会组织大致区分为：文化与休闲、教育与研究、卫生、社会服务、环境、发展与住房、法律推进与政治、慈善中介与志愿行为鼓动、国际性活动、宗教活动组织、商会和专业协会及工会、其他等共 12 个大类 27 个小类。对照这个分类体系可见，由于我们国家是将从事教育与研究、卫生等的社会组织编作事业单位发展，所以这类社会组织数量较多且较为活跃。而其他方面，尤其是直接从事社会公益的社会组织数量很少。社会组织的不良结构现状，尚难以适应当代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

　　2.3 扶持力度依然薄弱 社会组织近10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管理力量和工作经费还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民政局作为全区社会组织的监管部门，从事社会组织指导和管理的人员较少，街道、乡镇无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力量非常薄弱。除每年的年检外，还承担大量的走访、登记等琐碎事务，并没时间精力对社会组织工作进行更加深入的调研。有的政府部门给社会组织布置任务较多，但相应的“费随事转”的工作经费常常不予拨付，挫伤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财政每年给民政局的社会组织工作经费也比较少，社会组织管理和指导的工作经费缺口较大。资源缺乏深深制约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的纯民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只能通过内部收费维持生存，不仅活动难以做好，内部成员关系又相当难以维系。同时，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尚未彻底完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不紧密、不频繁。有些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管理传统思维定式尚未改变，并没有形成与社会组织良好互动的工作方式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