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徘徊的过程中，基于城乡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情势不容乐观，面临着不一而足的诸多困境，如身份认同困境、乡土认同困境、城市认同困境等等。故而，为了有效缓解、弱化社会认同困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因为这不仅是破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社会认同困境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正式制度藩篱：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

　　与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产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藩篱。可以说，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重要社会根源。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包括宪法、成文法和行为规范。”下面主要围绕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来探求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错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

　　不可否认，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进而影响了其社会认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但他们依旧是以农民的身份和标示卷入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从职业身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极大脱离了其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城市中不同领域的非农行业，这就无疑使得该群体的户籍身份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正是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这种非同步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良性社会认同的形成。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动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国确立了以城乡二元分立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个户籍管理体制中，全体社会成员被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群体。客观地说，当时制定的户籍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全面稳定、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资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体制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强加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地区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农民不仅无法向城市自由流动，就连不同农村区域间的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堵塞了农民横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身份与职业的高度同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开启了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对日益变动的社会秩序，国家对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允许农村人口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才不再被先赋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自获空间。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式、生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显著的时代印记，但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随着职业身份的转换而改变，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无法享受到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来，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区陆续试点，但这些尝试性的举措“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职能没有改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主观认知上日渐偏离固有的农民户籍身份，转而根据职业身份等新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正是这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出现。

　　（二）机制缺位：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诸多社会认同困境，虽然国家从宏观角度着手做出了整体架构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和距离，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感的操作性机制依旧相当缺乏。20世纪80年以来，与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农民工制度，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热潮的涌起，众多关涉农民工人口流动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标准、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虽然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业已形成的举措并未根据农民工日益变动的就业情况以及不断深入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时至今日，略显滞后的农民工制度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目前，在农民工制度的框架内，我国仍然主要采用暂住证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隔阂。虽然我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陆续着手取消和改革暂住证政策，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制度，但这一文本层面的安排并没能有效弱化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例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活动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但具体融入机制和集体认同路径的缺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他们的融入程度和社会认同。 　　众多研究实践表明，作为我国目下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区有着强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们也总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资本以期实现对城市社区的参与，但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位阻隔他们有效介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只能游离在他们为之付出却无法进入的城市结构之外。可以说，正是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断裂：城乡体验的张力与话语建构的失衡

　　孙立平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提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断裂社会”。何谓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断裂社会中，不仅很多边缘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会益愈呈现出“失衡”的运作逻辑。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言，孙立平的研究在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说，正是断裂社会所造成的乡土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和由传媒强势话语的控制所造成的群体话语失衡，成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

　　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记忆究归根结蒂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群体所属时空的改观而变化，不断嬗变的社会记忆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镌刻下极其深刻的影响，持续影响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渐趋卷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却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必然无法抹去其在乡村社区里衍生出的乡土社会记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个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未曾接触的新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处事方式等必然会受到相当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从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城市新场域中，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场域的再社会化，并不断去适应城市社区的交往逻辑、职业方式及生活规则。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转变相同步的，是他们社会联系的转变。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更多以业缘作为主要的社会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非农产业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联系，进入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这无疑对其社会认同构成了新的挑战。

　　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之间充满了紧张、错位和矛盾。对于他们来说，职业身份的获取是相对容易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城乡经验之间的张力却是难以弥合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失调无形中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放大了该群体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话语失衡：强势传媒话语的建构与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来说，强势传媒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和钳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强势传媒在信息流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影响和地位成为了阻碍他们形成良性社会认同的媒介障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话语的表述背后往往蕴藏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总是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的制约，所以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传媒必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带来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以网络等传播平台为代表的强势传媒无疑在当前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性位置，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影响甚大。作为目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强势传媒通过建构并控制传媒话语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困境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民工群体开始，新闻媒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着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如从新闻维度定义农民工的审视、从传播视角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在专业架构内研究各种农民工问题，等等。时至今日，新闻媒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建构仍在继续。梳理大部分强势传媒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及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报道，新闻媒介总是以“问题群体”的视野去看待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充斥偏见和歧视的传媒建构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和减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从而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会认同危机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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