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动员行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章编号：1009-2374（2015）25-0011-03 DOI：10.13535/j.cnki.11-4406/n.2015.25.006

　　1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5年1月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7.9%。互联网凭借其创造的公共讨论空间逐渐成为人们的“信息共享中心”。

　　近年来，社交网站的崛起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更为深刻。而作为社交网站中的主力军，微博以其短文本、快传播、强社交等特点迅速获得了用户的青睐。2012年6月，一份关于某罪行应“废除”或“保留”的投票在短短几天内吸引了共计12万微博用户的参与，其中支持“废除”的人数占98.5%，呈完全一边倒的局势。该投票是3G门户总裁张向东发起的微博动员行动的第一步，在随后几天内，张向东在微博上依次开展了诸多后续行动，并获得了诸多新闻、文艺、IT、法律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在现实世界中，张向东身为我国知名门户网站总裁，既拥有相对丰富的财富、信息、知识等个人资源，也拥有嵌入在其关系网络中的可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社会资源。而在整个微博动员行动中，其社会资本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转移，并通过开展一系列行动积累社会资本，将个人倡议转化为公共行动，对推进现实世界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通过“框架整合过程”这一理论框架探析微博动员行动中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2 微博上的社会资本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资本定义为物质资本，即“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产品”。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和贝尔克（Becker）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而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Putnam）、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等人提出。学者尝试从各个角度诠释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布迪厄（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普特南（1995）则认为“指个体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而根据林南的定义，社会资本除了代表“内嵌于社会关系中而非个人所有的资源”，获取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属于网络中的个人（林南，2005）。

　　个人资本为个体拥有的、可自由使用的资源。获得个人资本的途径包括如下三种：继承、投资、交换，而社会资本则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与个人资本相同，社会资本也包括有形资源（财富、土地等）和无形资源（教育、名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社会资本不是其拥有的物品，而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获取的资源。在行动中，个体仅能通过临时借取的形式获取并使用这些资源，而并非真正拥有，并通常伴随互惠或补偿的情况。大部分个体的个人资本是相对有限的，也正是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其他个体的资源，即社会资本。

　　按照获取渠道不同，社会资本可分为先赋资本与自致资本。先赋资本包括与生俱来的资源（性别、种族等）和继承得来的资源（父母的有形、无形资源等），而自致资本则是通过个体的投资产生的（教育、名誉等）。在微博上，社会资本也存在先赋资本与自致资本之分。简而言之，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转移的社会资本可以视为其微博先赋资本，而个人通过在微博中的行动扩大其在虚拟空间的影响力则可以视为其微博自致资本。先赋资本相近的微博用户，仍然可能由于自致资本的差异，导致其在微博空间的影响力相差悬殊。另外，微博中也存在“草根意见领袖”，他们先赋资本较低，但自致资本较高，因而拥有较高影响力。

　　目前而言，我国网民在使用微博过程中，既存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用途，也存在信息获取方面的用途，但总体而言，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媒体属性仍胜过人际关系方面的社交属性，也间接导致用户之间建立的弱关系比重较大，信息的传播呈现点对面的趋势，实现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双重保证。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于1973年提出弱联系理论，人际交往中互动频率相对较少、互动程度相对较低、感情联系相对薄弱的关系通常可更加便捷、广泛地传播信息并为个体带来更大效用。此外，微博平台提供的某些功能（如“@”等），使得草根微博用户与微博名人之间有了更为便捷的沟通渠道，社会资本的广泛性和异质性较之达到高度则显得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社交关系越强，社会资本对帮助维持和强化资源的作用越大；而社交关系越弱，社会资本对信息的获取和扩散以及社会关系的延展的作用越大。因此，在微博平台上发起的具有较强目的性的行动通常以倡议、求助、谴责等能够较好运用弱社交关系的形式为主。

　　3 社会资本的积累――框架整合过程

　　框架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提出的理论。Goffman（1974）认为，一个认知性装置便于我们理解社会性的实际存在，阐释外在客观世界，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框架理论的内涵在于，人们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认知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对其的影响，因此潜移默化地选择强调或忽视了某些信息。而Gitlin（1980）则将框架概念运用到媒介研究中，他认为框架就是关于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和什么有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使用的准则，框架这一概念为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提供了一种解读范式。 　　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学者也试图运用框架的概念解释其发展过程。Snow&Benford（1988）提出，动员行动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核心任务的完成状况：（1）解析型框架：鉴别问题并归咎对象；（2）对策型框架：提出问题对策和优化建议；（3）激励型框架：建立理念和价值以论证行动合理性。此外，他们指出，在具体的社会运动情境中，动员者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和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组织团体持有的框架一致。因此，动员者往往需要“把若干具有相近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通过改造行动目标和策略进行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即“框架整合过程”。社会运动是信念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其参与者和反对者“生产”意义。社会运动的成功动员依赖于其整体框架和参与者的个体框架的有效整合，在两者之间产生“框架共鸣”。一旦框架具有这些规范特征并且按照上述原则建构，社会运动的动员行动就能够通过框架整合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框架整合过程包含以下四种形式：框架联结、框架增强、框架延展和框架转变。框架联结指的是“针对特点议题，联结两个及以上意识形态上相似但结构上分离的框架”，即将动员者的框架与参与者的框架进行联结以增强参与者的归属感；框架增强指的是“针对特定议题，对框架进行澄清和放大”，即将动员行动的框架向高维度的价值和信念转化，主要包含价值增强和信念增强两部分；框架延展指的是“通过涵盖目标群体的新观点、利益或情感来拓展框架的外延”，即通过刻画社会运动的目标或制定明确的行动作为对初始参与者的价值的补充；框架转变指的是“在新价值和理念涌现、旧价值和理念消逝之时，对议题的框架进行重新定义”。在本文研究的微博动员行动中，动员者利用微博平台的若干功能实现了组织框架与个体框架的有效整合，短时间内获取并动员了可观的社会资本，为行动的成功执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具体而言，动员者的行动过程如下：

　　3.1 第一阶段：框架联结

　　在2012年6月6日之前不久，张向东就在微博上多次斥责罪行的不合理性。此时，张向东所代表的动员组织框架为“废除罪行”，而公众对于这一罪名的认知有限，大部分未形成系统的个体框架。但由于该议题具有潜在讨论价值，张向东的第一步动员策略便是将个人框架与公众框架进行联结，具体表现为：（1）6月6日，发布微博指出由于罪行的设立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并对该罪行进行简要解释，提升公众对核心议题的认知；（2）通过在微博中指出不少恶性案件的实施者为公职人员，建立“监督公权力”的情感池，激发公众对于公权力越权的情感诉求，获得不少评论和转发；（3）以“存”和“废”二分法将观点提炼和凝聚，并为公众提供评论、转发两种常规微博参与方式之外的第三种参与路径：微博投票；（4）6月6～8日期间，@大量微博名人以推广微博投票，汇集微博平台上更多圈子的民意。

　　3.2 第二阶段：框架增强

　　在6月6日一系列行动之后，张向东集结3G门户网站的资源，于6月13日发布《一张图读懂为何要废除罪行》信息图，借数据、文本等形式可视化地向公众详细展示了罪行的立法背景、国内外相关法条对比、设立后的影响、近年来恶性案件的激增，斥责该法为“恶法”。该阶段，张向东通过价值增强和信念增强，对维持高公众参与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3.2.1 价值增强。（1）信息图通过阐述罪行的司法解释和对比国内外相关法条细则，向读者传达“罪行不合理，应当废除”这一信息，增强行动价值为健全刑法体系；（2）信息图通过展示多起公职人员犯下案件的相关资料和我国恶性案件激增的总体状况，并在信息图结语处强调“保护我们的女儿”，进一步增强行动价值为保护幼女群体；（3）通过“健全刑法体系”和“保护幼女群体”双重价值增强，参与者更加相信其行为意义所在，个体框架得到增强，参与意愿得到提高。

　　3.2.2 信念增强。（1）信息图结语强调“一次转发，一次希望”，向读者传达“你的支持对行动的开展至关重要”这一信息，促进参与者肯定其个体行为的效力，并对行动的最终效果持乐观态度；（2）在发布信息图微博的评论区，张向东频繁与草根微博用户和微博名人互动，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与反对者进行理性的探讨，使得公众进一步了解行动，增强其对行动合理性的信念。

　　3.3 第三阶段：框架延展

　　7月11日，张向东兑现“十万投票数即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诺言，发布“我已经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出《公民建议书》，请你支持我的行动”的微博，将微博运动的框架延展至影响立法进程。

　　4 结语

　　在微博动员行动中，张向东利用微博平台发起了较为成功的动员行动，其本质即运用社会资本，将“取消罪行”这一个人主张以倡议的形式发布于微博上，并将其成功转化为公共主张。在发起微博动员行动之前，动员者拥有的线下社会资本为IT届的人脉、声望和名誉，并随着微博提供的“大V认证系统”得以成功向微博上迁移，为其奠定一定的微博先赋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动员者通过整合动员行动的组织框架与公众的个体框架，极大地增强了其微博自致资本，为微博动员行动的有效执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便达到“投票人数超过10万人”这一阶段性目的，进而将微博上的舆情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有效推动整场废除罪行的社会运动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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