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前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公元7世纪中期，松赞干布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性质的地方政权，西藏社会发展由此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基于社会生活的历史继承性，要全面深入地认知西藏主体民族的传统信仰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就需对吐蕃王朝建立前藏族先民的信仰予以追溯。作为藏族先民精神生活“原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自然成为该信仰研究的第一站。

　　对于西藏早期历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委实云集了古人类学、社会学和现代生物学等现代学科的多部专著和诸多论文。但谁都回避不了一个的严峻事实就是，西藏史前社会的史料不足和考古时段有限。截止到现在，由于缺乏有效的文字记载，西藏史前社会研究最早只能追溯到旧石器晚期的定日苏热遗址文化，而更大多数则是新石器时期及其以后遗址文化。虽然距今10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的西藏自然条件很是适合古人类生产生活，但较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西藏古猿和猿人遗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藏南的苏热阶地与藏北申扎等地的石片石器考古、藏北羌塘及藏南普兰等地的细石器考古、康区卡若遗址与雅砻曲贡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都说明了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的史前文明早已在高原各地存在了上万年。西藏的史前文明，从石器发展进程上看，可以分为旧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金石并用时期和铁器时期；从社会组织上看，又可以分为氏族社会和部落联盟两大主要阶段；从地方文明上看，可以分为象雄文明、苏毗文明和吐蕃文明。综合长期以来西藏考古、藏汉史料和西藏本土流传的神话传说，梳理史前文明，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高原先民的原始群时期

　　由于缺乏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很难充分论证西藏史前社会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原始群时期。如表（1）所示，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始群时期研究，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西藏原始社会的这一时期知道的就太少了。但是基于近些年的地理学发展、人类考古学理论研究以及西藏本土卵生创世说，还是能够对其剥茧出一二。

　　首先，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地貌变化上看，史前西藏曾经存在过古猿和猿人。围绕着藏民族从何而来，先后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外来说。暂且不论这些外来说背后的些许政治原因，原初人们对于西藏地理地貌演变研究的有限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于高原先民起源的认识。近几千年来高原的高寒环境，常常使人将其看成是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只有简单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自然不会在此生存和进化。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西藏应该有古猿和猿人演变存在。“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中至始新世与欧亚大陆相撞连接起来。致使古特提斯海分东西两路退出现青藏高原地区，使原为海底的这一地区成为大陆”[1]（P.34）。在整个上新世时期（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前），那玛古猿逐渐分化为南猿和正在形成中的人――古猿。距今600万年前，人猿揖别。在此阶段西藏正处于山地亚热带，海拔平均1000-2500米，年均气温也在10-15℃，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很是适合各种动植物繁衍生息。生活在西藏临近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北边西瓦利克山地的腊玛古猿及其后代，也应有栖息于西藏西南部高原的部分群体。即使高原不断隆起至全新世时期，高原还都生活了大量的史前人类。与同期在云南临近西藏发现的禄丰古猿和较前存在的腊玛古猿相比，“同属于亚洲南部地区，说无古猿存在，似乎不合逻辑”[1]（P.266）。

　　其次，基于“多地区进化说”，西藏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单一地理区起源假说”认为，13世纪从非洲外迁的“夏娃”后代逐渐代替其他大洲的原始人类，发展演变为当今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现代人。如其所说，这支外来智人距今4到6万年前到达中国代替本土古人类，发展成当今现代中国人。根据推算，来自非洲的智人到达西藏的时间应该距今3万年左右，这显然与古人类学已经考证了的西藏定日县的苏热细石器的时间不一致。另外，西藏东南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林芝人鲜明地方特征也使人怀疑“单祖论”。再加上近几年来象雄文明及其信仰研究的不断拓展，人们对于截然迥于吐蕃农耕文明的羌塘游牧文明，充满了期待。如果象雄文明的考古越来越充分的话，对于藏民族起源以及西藏古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最后，藏族文献和西藏长期流传的神话传说也辅证了藏民族来源的本土说和西藏人类进化的演进。在藏族苯教的文献中记载的卵生说，认为世界源于铁、木、水、火、土五大原初物质。从五大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发亮的卵中生出了人类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他与从海面气泡破裂产生出的女人曲坚木杰莫结合，生下九兄弟和九个姐妹。九兄弟又与自身生出的九位女伴结合，九姐妹也与自身生出的九位男子结合，从而繁衍出苯教众神和人类。从黑色的卵生出的门巴塞顿那波，与从他的影子衍生出的顿辛那莫结合，生出八兄弟和八姐妹。这八个兄弟和八个姐妹又与其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结合，生出苯教的恶魔世界。苯教文献的这一人种起源说，所述的兄弟姐妹与从自身分身产生的妻子和丈夫结合繁衍，其实折现的就是原始人类的群婚现象。这一点与猕猴变人说中猕猴不断繁衍壮大一样，都是对猿人进化中群婚现象的映射。藏区长期流传着的不同形式的猕猴变人说，虽不能与今天的古猿变人相提并论，但其闪现出的藏民族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难能可贵的[2]。

　　二、西藏的氏族社会时期

　　氏族社会是西藏史前社会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时期。如《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所载，猕猴变人之后，由于谷物分配不和，“原始群”遂分为“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随后便是“玛桑九兄弟”时期。 　　在人类发展史上，母系氏族社会主要存在于距今5万年到5千年前，也就是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在全新世早期（距今1万年到7500年），全球气候开始变暖。到了全新世中期（距今7500年到3000年），尤其是距今6000年到5000年前，西藏的气候变得十分温暖。聂拉木东北亚里的波曲第一阶地的忍冬属和杜鹃属等动物遗迹的考古发现[1]（P.44），足以说明当时高原处于“气候适宜期”，很有利于人类在西藏全境的生存。藏南定日县苏热阶地发现的旧石器中晚期的石片石器、藏北申扎双湖等地发现的中石器时期的细石器弓箭等工具的发现和考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旧石器、中石器时期藏北藏南生活了智人。由于上述考古发现仅限于地表发现，缺乏地层、伴生动物群遗骸的依据，使西藏旧石器和中石器考古饱受质疑。所幸的是西藏周边藏区青海柴达木盆地有地层关系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弥补了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的严重不足。诸多考古发现证明，西藏至少在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已经有了原始人类活动。有学者指出，“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可能是指西藏母系氏族部落血缘团体[3]。细究相关史料解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柱间史》的“原始四氏族说”、神猴与罗刹女结合的猴雏分成了色、穆、董、东四部，各据一方。至于四氏族社会组织形式为何，还是缺乏详实资料支持。至于《如意宝树史》的“远古六大族姓说”以及《汉藏史集》的相关记载，远古六氏族应为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如其所言，吐蕃人赤多钦布有六子：扎、智、董、噶、韦、达，这也就是远古六族姓。既是昆仲六子，显然是父系氏族社会标尺。西藏母系氏族社会的考证虽显迷离，但其作为高原人一个久长的社会历史时期，它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至今残留在藏区的戴天头风俗，到了15岁的姑娘一经换了头面，便可交男朋友，性生活较为自由。在同居期间所生孩子归母亲抚养、姓母姓和属于母系家庭成员，男子则不负责任何养育义务。另外，现在有些藏区依然称道的赘婿风俗，也带有鲜明的母系氏族外婚制色彩。

　　西藏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包括“玛桑九兄弟”和整个小邦时代。康区昌都的卡诺、拉萨附近的曲贡、藏东南的林芝、墨脱和雅砻江下游的乃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充分展示了西藏父系氏族社会状况。先是玛桑九兄弟统治时期，随后西藏进入“小邦时期”，并先后经历了“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和“四十小邦”，这些小邦作为互不隶属的氏族部落遍布高原大部分地区。从社会组织和生产工具来讲，小邦时期还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持续了较长时间，大约四、五百年。在这一时期，高原先民主要生产工具为新石器和金石工具。

　　在氏族社会阶段，藏族先民因为气候适宜，居民分布已经遍布藏东、藏南和拉萨谷地等农区、半农区和藏北草原。拉萨曲贡等地的新石器时期的工具和农业水平是比较高的，大体相当于同期的黄河与长江文明，与其几乎同步[4]。

　　三、西藏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

　　在部落联盟时期，西藏社会进入金属工具阶段，社会组织实行军事民主同盟。为了保护自己，不同部落先后结成象雄、苏毗和吐蕃等三大部落联盟，为后来西藏强大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经过500年左右的氏族部落（诸小邦）之间征战，公元前五六世纪，随着铁器的出现，西藏古代社会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当时主要的部落联盟有三：象雄、苏毗和吐蕃。在三大部落联盟中，象雄产生最早，文明程度最高。从小邦时代的象雄小邦发展而来的象雄部落联盟，在金属工具出现后的西藏军事民主时代，其势力范围遍及高原大部。“象雄可以说是自小邦时代之后西藏高原产生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毫无疑问，象雄产生的高度文明，尤其是他的宗教和文化对后来的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3]。敦巴?辛饶米沃在西藏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信仰，建立雍仲苯教。直到公元六世纪，西藏的文明中心才从象雄和苏毗转移到雅砻吐蕃部落联盟。

　　“象雄的历史至今是个谜，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古老程度和远古文明的层次”[1]（P.53），对于象雄的开始和结束大家都充满了好奇，但大多无解。至于西藏史前文明南移，古老辉煌的象雄文明为吐蕃文明最终替代，至少应该有以下几点缘由。首先，藏北草原自然环境变化，严重影响了生存于斯的象雄人。到了全新世晚期（距今3000年至今），藏北气温下降，出现新冰期，气候变得寒冷。自然地理环境向来是人们生产生活永恒的、必要的生存条件，羌塘草原生存环境的恶化成为高原文明南移和缩小势力范围的重要条件。其次，苏毗部落联盟的兴起，也影响和限制了象雄势力。苏毗部落联盟产生虽晚，但其渊源可与象雄媲美，也是源于“十二小邦”的“亚松”小邦。大约公元前4世纪，苏毗脱离象雄控制而自成一支。经过近千年的拼搏，到公元6世纪时，苏毗已经成为雅鲁藏布江北岸、以今天彭波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苏毗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不光侵占了中象雄地域，而且还因其阻断外象雄与象雄王室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而进一步削弱象雄势力。公元前4世纪，吐蕃部落出现后，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卫藏等地的中象雄地域为其侵占。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缩小，象雄最后只能限于阿里和克什米尔地方。最后，象雄文明被吐蕃王朝所代替，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象雄落后的经济形式。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看出，象雄文明以游牧经济为根本。游牧经济形式，逐水草而居，游踪不定，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较强。当藏北草原生存环境恶化后，对于象雄部落政治文化的发展自然影响巨大。为了生存，大部分人南迁至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发展农业经济。至今在阿里还可看见古象雄人所修的灌溉设施，但是因为阿里自然环境的恶化，南迁阿里之举也未能挽救得了象雄的颓势。立足于河谷农业经济的吐蕃部落，则是蒸蒸日上。此消彼长，在内忧外患交织作用之下，曾经显赫一时的象雄部落便在强大的吐蕃铁骑之下悄然陨落。象雄部落联盟被摧毁了，但是象雄文明及其苯教影响却不易被废除。虽然吐蕃王朝竭尽全身解数，耗时200余年崇佛抑苯，但是最后吐蕃王朝还是在苯教势力作用下解体。象雄文明作为吐蕃农耕文明之前的西藏先进文明，代表的是一段文明史，它是深入藏族先民骨髓的，不得轻易撼动。直至今日，在西藏的传统文化中仍有象雄文明及其苯教浓厚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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