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阈内的“怡红公子”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93-97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其性格集聚了诸多矛盾因素。多侧面的性格特征不仅赋予贾宝玉形象以复杂而独特的个性，而且赋予贾宝玉的社会性别以富有张力的“非常态”属性，贾宝玉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经典形象。国内外学界的贾宝玉形象研究成果斐然。国内红学研究界较多以社会悲剧、道德文化悲剧和人生悲剧为研究视角，对该形象的认识价值作了深入探讨。相对而言，以性别研究为视角揭示该形象的复杂性格，成果尚不充分。国外《红楼梦》研究者较早进入贾宝玉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围绕贾宝玉形象的社会性别，国外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学术争议与对话，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对于重构贾宝玉这一文学经典形象，丰富对该形象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对“贾宝玉”的单向解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始伴随着女权运动兴起，很快在文学批评界站稳脚跟并产生深远影响。它涉及现代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等诸多领域，被称为是20世纪诞生的最有影响性的理论之一。国内学界普遍以欢迎姿式接纳此理论，充分肯定其批判父权制文化、性别歧视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尊重重视其社会学知识体系架构，并着意于此理论的“中国化”。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最单纯、也是最复杂的矛盾――性别问的二元对立，即“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们批评男性中心主义、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家庭、教育等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女性主义也在上世纪末步入中国社会科学界，并在社会学、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获得认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得出众多不同以往的研究成果。仅在二十年左右的短暂时间内，国内女性文论研究就取得如此进步令人欣喜。但客观地说，站在被害者的角度呐喊，相对容易做到。我们都清楚，每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单凭抨击施虐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文学评论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已经被传统文学研究定位了的男性形象，重新用女性主义眼光分析、提炼其特质，从而得到启示。本论的讨论对象贾宝玉，在性别研究的意义上说就极具价值。国内外学界如何评析、解读这个颇具争议性的男性文学形象呢？其结论相似、还是相反？从中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本中清晰可见贾宝玉的“女性观”，著名有如“女清男浊”论、“鱼眼睛”论、“天地灵气只钟情于女儿”言论等，还有小说中所描述的众多怜香惜玉情节、深婉凄切的关目，足以令人对其是“情痴情种”深信不疑，继而将其“升华”成为女性盗取性别平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是，这些优美得体的叙述、女性化的造型设置都是流于表面的文字，并不能使人断言贾宝玉就是女性的“统一战线”。

　　首先，贾宝玉的欣赏对象问题。如前所述，贾宝玉的“女性崇拜”可以缩小范围到“处女崇拜”。令他魂荡神驰的唯有那些待嫁闺中的小姐与灵巧俊秀的丫鬟，而且一定要是形体美妙、性情温柔的可人儿。至于是否有文采、能否会理家并不在必选条件中。有则加冕，无则也罢。换言之，贾宝玉的“选美标准”是以肉体的优美为基础、精神单纯为主要衡量点而设定的，至于智慧、能力、勇气、信念、责任感等均不在列（而这些宝贵品质的缺席正说明其极为幼稚）。总之，纯良柔美的青春女性就构成了贾宝玉“意淫”的对象，或者说是其“泛爱”的投向物。显然，贾宝玉眼中“极为尊贵”的女儿不是女性整体，是其中一小部分。这部分女子被人为地理想化、审美化，抽象成为某种“精神旨趣”。于是乎贾宝玉便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无疑，这种“崇高”其实是脆弱而幼稚的。正如梅新林在《红楼梦哲学精神》中所说的那样，“女儿崇拜，就是把追求少女的童贞之美上升到了一种宗教意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宗教”不合理、也不正常。如果有人把它作为人生追求，不是偌大的悲剧，就是荒唐的陷阱。不能仅凭借这罕见的“女儿崇拜”就自然而然地将其与男女平等思想挂起钩来。两者非但没有联系，反而谬之千里。何以见得？女儿，在此处根本没有建立起自我（ego），仅仅就是审美的客体，一个相当于物体（object）或他者（the other）的角色。而这个审美的主体、选美标准的制定者，就是作为男性的宝玉，如此鲜明的男性意识，无论其如何被“女性化”也是昭然若揭的。

　　其次，贾宝玉具有初步的性别平等意识吗？如果先不正面论述这个问题，我们且看大观园那些青春女性的生活实态。王蒙先生的红学批评专著《不奴隶，毋宁死》就曾批评那些“幸福的女奴们”是些宁肯放弃自由，也留恋贵族生活的被剥削者。这种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大观园青春故事的大背景，那些时刻可能陷入危机的人际关系、不可逾越的主奴屏障等，让我们清楚大观园其实从来都是浸淫在世俗的宗法人情和利益争夺之中的。贾宝玉不是看不到这些倾轧，相反地，这些人性的丑陋肯定是伴随他成长。正是对这种丑陋的痛恨，导致其近乎激进地维护大观园的优美。大观园里的日子，他抛弃所有的压制力量、象征秩序，并力求把“美”升华成信仰。也就是说，贾宝玉爱青春女性，因为他能够从美丽女性身上照见自己的美。他仿佛就是希腊神话中留恋自己美丽倒影而落水溺死的美少年纳克索斯，耽美、自恋、虚无、苍白。正如骆玉明先生所说，“西门庆恨不能把天下的女人都拉上自己的床，而贾宝玉的理想，则是周围的女孩在他死之前一个也不要出嫁。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占有欲，不过西门庆是肉体方式，贾宝玉则是精神方式，两者有粗鄙与文雅之分。而对异性的占有欲不仅仅是生物本能的表达，它还是权利的表达。西门庆的自信来自金钱，他相信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那么，贾宝玉的自信来自何处？他有着超凡的灵慧和高贵，他根本就和他人不平等。”…因此说，贾宝玉不可能主观追求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先天性具备男女平等的基因。 　　再次，贾宝玉总是如此强烈发声的动机是什么？戴承元在《对红楼梦“性别平等”意识的质疑》中用“弃儿”一词，说明贾宝玉的处世艰难。面对与日俱增的“家”的期待，贾宝玉除了逃避似乎也无法再有任何举动。贾宝玉对女性的赞美有多激烈，就意味着正统社会文化对他的压迫有多严酷，两者成正比。可以说，推动贾宝玉对女性萌生极度的痴情与眷恋的力量，正是封建社会要求男人的严苛规范。为了对抗不可撼动的“男性模式”，身为非主流男人只能寻找一种发声管道负隅抵抗。这块维持自尊的阵地就是女性世界。这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红楼梦》中让宝玉倾慕的女性都多少带有“永恒的女性”意味，社会的正统话语也迫使贾宝玉加入“造神运动”。那些青春女性，姐姐妹妹们必须是美好的、纯真的、诗性的，她们自动地隔绝肮脏的俗世，拒绝粗粝的生活锤炼，为了维护其神祗般的“高洁”甚至不惜一死了之。黛玉与年龄不符的死亡意识、宝钗罕见的极端冷漠、妙玉的孤芳自赏均透露出曹雪芹消极的处世哲学，遥遥与宝玉的生命过程相呼应；湘云、探春、宝琴虽开朗豁达、晴雯、司棋、五儿虽刚烈，都最终难逃“热火化成灰”的结局；故事结末曹雪芹无情地结束了几乎所有青春女性的生命，她们不被允许变成“鱼眼珠子”。作为文学人物，她们的生命只能随贾宝玉的遁世而一同覆灭，似乎只有这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结尾才对得起女性的“神性”。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贾宝玉的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存在认识的极端化趋势。论者们都声称自己采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对贾宝玉进行研究，但令人不解的是各自结论不一，甚至南辕北辙。本论认为，无论是把贾宝玉看做是女性的“统一战线”还是“天然宿敌”，都不够全面客观；无论从哪一方看都是单向解读。单纯地将贾宝玉看做“护花使者”、封建社会女奴们的“救生员”，赋予他各种思想先行者的桂冠，都只能证明论者太易被文本表象、自身感情驱使，没有更深入地观察红楼故事背后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各自的社会地位。须知贾宝玉虽然对青春女性们情深意重，但他在感情上的唯我独尊和真正面对父系权威时的“偷跑主义”，终归还是将其划归为“青春期的、成长着的非主流男人”这个类属较为公正。

　　另一方面，如果过于揭示其“男性本质”，忽略或抵牾他的“女性气质”，无疑就抹杀了贾宝玉确实存在的“情”。无论其是否真正具有“男女平等意识”，这个形象确实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即使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也不能拿现代社会人文标准强求古人，古今不分地搞一刀切。那类抹杀或歪曲贾宝玉的真挚情感的女性主义研究，即使言之有物也是辜负了曹雪芹和续作者高鹗的一片苦心。这种研究在文本阅读阶段就是不及格的，起码她没有感悟到《红楼梦》中人性的美好和青春的可爱，呈现给我们的仅是一张咄咄逼人的刻板女性主义者的面孔，令人生厌。

　　由此可见，对贾宝玉的“捧杀”和“棒杀”都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单向性解读。它将人物定型为纯然性政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施虐者和受虐者。用黑白分明的研究方法搞性别政治，未必更加接近真理。因绝大多数男女都处在不黑不白的灰色过渡段上。性别研究更应该潜入其中，辨明究竟，关照到两性中的每一个性，照顾到每个性别中的每个人物，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看清问题。面对现实中的不平等、性歧视，女性们的反抗与争取是不容质疑的，只有了解男性、解构男性，才能进而解决女性的问题、社会全体的问题，甚至男性自身的问题。这大抵就是女性主义文论的文化使命吧。

　　（二）性别诗学立场对“贾宝玉”的双向解读

　　性别诗学源于女性主义，它扬弃了女性主义的激进与保守，采取折中方式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男女两性角色与关系。较之于女性主义“男女矛盾对立”价值观，性别诗学更注重两性平衡，试图超越两性对抗而谋求共同利益与平等。因此，性别诗学别具创新性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可以缓冲女性主义的“反男性倾向”、“唯女性主义”，柔软灵活地看待、处置文学世界中的性别现象和人物。无疑，相对于过去的女性主义，性别诗学的研究理念和价值取向更加兼容合理，研究者也不再满眼“受难的女性”，而是有意识地将思维偏转到“两性”的角度多元立体地看待人物形象，特别是一直被冷落、痛斥的男性人物形象。

　　超越性别意识的“双性同体”概念屡次被先锋研究重新定义，弗吉尼亚?伍尔芙、埃莱娜?西苏、酷儿理论等都可见“双性同体”的影子。毋庸置疑，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对女性主义文论的多元而纵深的发展带有巨大影响。与伍尔芙平分秋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埃莱娜?西苏，她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双性同体”特征。即“每个人生来都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观念”。这种提法是更加多元而复杂的。如果说，伍尔芙仅仅初步勾勒了“双性同体”的话，西苏的“双性同体”则是为了消除男女两性分化的二元对立而设的概念。而后出现的酷儿理论（queer）反对社会对个体限制、反对异性恋压迫、也反对同性恋同化，总之，它反对所有定型的、僵化的模式和性角色，它包容了所有的“非主流”。显然，“双性同体”这种模式适合我们认识和评价贾宝玉。

　　本论认为，“雌雄同体”只是一种假说，它具有两性性别器官和优秀品质，是想象中的一种早期人类世界的“完人”。文学批评界的“双性同体”则是融合了两性性格、气质、品格的个体。其实，这“优秀个体”仍然是个假说。诚如伍尔芙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的，只是后天地被社会文化规定主要表现某些气质。但现实中，这种假说仍然难以成立，难以计量每个男人的“男性气质”、每个女人“女性气质”的含量是多少。反观之，如果能够计算这样的数值，只能证明其是荒谬的伪科学。因此，我们认为，“双性同体”只是种“实验室语言”，仅能做到给某个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一个美好的定名、一个完美的向度。但它不能投射到现实中，不能拿它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因而说，性别意义的研究与其浅尝辄止，毋宁面对现实生活，以社会的、人文的、心理的、历史的眼光加以考察，才能更加深入人物的内在世界，并还原其面临的矛盾困惑、挣扎取舍。 　　（三）男性研究立场对“贾宝玉”的重新定位

　　男性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研究目的在于对工业社会急需的男性品质“勇敢”、“健康体魄”等做出科学的评估。而后伴随着女性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男性团体、男性运动渐次出现，男性研究亦在北美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男性研究已形成规模，并逐渐东移至亚洲各国。我国的男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香港、沿海等地，而且其研究的触角并未太多地触及到文学领域。但内地男性研究专家方刚却做出这方面的大胆尝试，特别是其对贾宝玉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方刚先生的论文《贾宝玉：阶级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双重叛逆者》提出，贾宝玉是封建时代末期的“新人”，从根本上违背了加注于其身上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体现了“男人要解放”的新意。为了佐证这个观点，方刚举例贾宝玉爱哭、善哭的特异性格，正面论述了贾宝玉背离儒家传统的叛逆男性形象，又用贾府男人对贾宝玉的镇压、嘲讽、不解等消极态度反证传统的男性性别角色的深度内化造成了男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即封建社会男性对自身也同为父权制受害者的事实浑然不觉。正因如此，贾宝玉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革命性和前瞻性。至此，笔者完全同意方刚先生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有几处值得商榷：

　　第一，方刚先生认为贾宝玉是初步带有“男性解放”思想的男性。笔者也承认这个提法颇具新意。但要坐实这个结论，则需要更加详实的论述。“男性要解放”，束缚力量来源何处，为何要解放，如何解放，解放后何去何从，能否获得解放，解放的哲学终极意义在哪里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而且要放置在《红楼梦》的大背景下做诠释，要想令人信服贾宝玉是争取男性解放的先锋，这些都是必须经过深刻讨论的。

　　第二，方刚先生最后将曹雪芹定义为“初步具备女性主义和男性解放主义的伟大文学家”。笔者认为《红楼梦》是否具有两性平权思想现仍很难形成定论。不容置疑，文本的确通过贾宝玉形象流露出对下层女性处境的同情，对上层贵族男性的抨击。但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多元的。例如前章节中所列各家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况且，目前阶段的研究尚缺曹雪芹的笔录、索引考据等史料支持，因此很难界定曹雪芹个人观点中是否存在“两性平权”思想。进一步说，“女性主义思想”的提法似乎有拔高之嫌。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作者曹雪芹、乃至主人公贾宝玉，都是清前中期时代思潮、人文环境、社会风土、民族心理等因素共同酝酿的产物，即便具有类似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也一定是模糊的、稚嫩的、零碎的，无法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一对号入座。值得肯定的是，方刚先生引入社会性别角色做贾宝玉形象研究。这个研究理论本身是极具开拓性和创新性的。

　　方刚先生是内地较好地融合了性别角色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者，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在认识到目前这类研究的优点与不足的基础上，我们再次回到男性研究，定能挖掘到更多值得借鉴的社会学知识来丰富古代文学研究。

　　较之女性主义、女性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发展，男性研究还显单薄。各种男性运动虽此起彼伏，但主旨分散，莫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方针论调。特别是对女性主义、女性运动的态度，各派亦大相径庭。比如左倾的“女性主义取向”的男性运动与保守的“恢复男人成为一家之主”的父权团体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总体而言，男性运动关注的焦点仍停留在社会生活，还未触及文学批评领域。故对男性文学形象的评价现仍集中于女性主义文论。这也是笔者以下尝试借用男性研究领域的“男性气质”这一基本概念重新诠释“贾宝玉”形象的动因所在。

　　所谓“男性气质”（masculine）这一概念可谓男性研究的基石。西方学界对其进行了屡次推翻、重建的过程。关于它的经典论述来源于康奈尔《男性气质》在这部经典著作。康奈尔提出了著名的“多元男性气质”理论，即：支配性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边缘性男性气质。

　　支配性男性气质与从属性男性气质分属矛盾关系的两极，一方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各方面权力运作的支配者；另一方则处于被支配地位，甚至被驱逐出男性群体。共谋性男性气质，是依附于支配性男性气质，从男权制社会分得性别红利，同时又能规避风险的一种绝大多数男性具备的男性气质。边缘性男性气质是最为灵活、最难以界定的。它的定义必须依靠阶级、种族、社会地位、名誉等坐标完成。比如黑色人种至今仍未能全面地享有与白色人种平等的权力，但黑人政治家、黑人明星等社会精英则游走于各种场、各种分类的交界点，呈现出边缘性色彩。

　　虽然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划分极具权威性，但并不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是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这四分类只适合康奈尔时代的西方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性别观都是具有差异的，而且都随着社会的演进而调整、改进。笔者认为，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男性气质分类，不可能完全吻合中国男性群体。特别是在应用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男性形象研究的时候，必须要以客观辩证的角度审视古代文学男性形象，灵活地实践并更新目前的男性研究，扩宽文学批评的思路。

　　在此认识基础上，让我们回到贾宝玉这个吊诡多姿的文学形象。众所周知，贾宝玉在贾府男人中并不合群。文本中虽然没有给出其他男性对其明朗态度，但读者从贾宝玉激进的“男浊女清”论中也能品出他们之间的疏远关系。

　　在此我们将贾宝玉形象对照康奈尔的“男性气质”划分试做研究。已知贾宝玉是封建社会中的非主流男人，那么就应该是属于“从属性”或“边缘性”男性气质。但仔细推敲，考虑到贾宝玉的社会身份地位的正统性，似乎又有不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这个形象一直处于贾府男人的“边缘”和“从属”地位。跳出他的正统身份，只着意于他对主流男性的反感、对主流文化的厌恶等言论，均明确地指示出其处境的“边缘性”。这个文学人物的活动永远受到社会象征秩序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具象化就是贾政“督促学业”、“叫来问话”等家父长制的威胁；但其实质绝对不是贾政一个人的，而是包括了贾府掌权女人们在内的“主流人物”的集体恫吓，连警幻都被贾府祖上的英灵所感化才有了宝玉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的种种奇遇。应该说，力图矫正贾宝玉性格的实质力量是整个社会文化传统规定了贵族男性的一生。而且这种集体无意识已经渗透进入每个男女的细胞。在它的淫威下，无论男女都必须无条件就范。正如拉康性别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性别秩序就像是一台社会机器，它无所不在。在缺乏男人的地方，掌握权力的女人也会主动承担起“阳具”的责任，如同《红楼梦》中的贾母和警幻一样的女性族长。在如此威势之下，宝玉是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因此说，他的性别角色可被定义为“从属性”。

　　处于旧时代大环境，加之儒家文化的浸淫，几乎少有人以个体形式去对抗整个“象征秩序”，即社会话语中的性别规则。但这在《红楼梦》发生了改变，而且得到了歌颂。按照世俗观点来看，如是贫贱之家子弟有如此反抗也在情理之中，但贾宝玉本身就是性别政治的受益者，为什么他也会离经叛道呢？跳脱文本，从曹家三代起伏沉浮的家族史中我们可能会找到答案。曹家世代处于满汉夹层，在民族关系、朝中权利等方面都存在微妙之处。胞衣出身的清代汉族大臣，对满族主人是奴婢，对汉族奴婢是主人，个中矛盾与冲突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加上曹雪芹个人的遭逢，政治迫害、家庭倾覆，人生的巨大反差足以构成贾宝玉这个核心人物的吊诡多姿。

　　以上仅是本论对贾宝玉人物的男性气质的初探，虽部分印证了康奈尔理论，但还是不能完全咬合。由此可见，利用西方性别理论做中国文学分析，不能追求“完美的合乎印证”，更不能嵌套、对号入座贴标签。东西方两种文化社会，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在信息化共享、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双方认知上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性别理论的高度，再次钩沉“贾宝玉”这扇窗口带来的迷思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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