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孝文化建构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24-02

　　一、孝文化困境的历史成因

　　近代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的这二百年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内。这一段时期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却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一点，在作为传统社会伦理核心的孝的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近代以来由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及其总量的变化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转变，短短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改变了整个中国人生存状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作为传统伦理核心的孝必然地要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是传统社会中衡量一个人的最基本准则。但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金钱与物质却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忠、孝而被放在了社会生活中的首要位置。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因此而否定商品经济为我们现时代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与福祉，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些弊病对于以“亲亲”、“尊老”为核心的传统孝文化而言，其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其次，伴随着经济结构变化的是社会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结构也从原来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转变为一家一户的小家庭。近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也滋生了许多社会性的问题。父母过分地溺爱使孩子在人格的培养上不够健全，在遇到问题时容易逃避，并且造成了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责任感的丧失与缺乏，“独生子女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其好的一面就是他们的独立意识、自主创新意识、开拓意识增强，不好的一面在于，一部分年轻人对父母过分依赖，过分地自我中心”。与此同时，社会的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婚姻结构的不稳定也对传统孝文化的传播构成了不小的冲击[1]。

　　第三，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进行着全面的革新。教育制度的革新与转变涵盖着从教育选拔人才的形式到教育的内容，再到教育的目的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来讲，近代以前的教育形式是私塾教学与科举制，而考试的内容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文本。诚然在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文献中有很多思想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其对于孝与德行的重视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晚清废除科技制度以后，传统以重德为本的教育模式必然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西学为代表的科技与器物之学则为显学，并且作为一种社会的趋势一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相比于文史类学科技术性更强的理工类学科明显的要更受人重视与追捧而成为当世之显学。而即便是人文学科，也相应地向专学的方向发展，不在考试范围之内的德性教育更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开始追求曾因时代原因被禁锢已久的个性与自由。个性与自由的过分追逐使人们容易片面地把传统文化都理解为封建的、禁锢的，把西方的文化都理解为现代的与自由的。对自由与个性的片面的理解又会导致人们对于个体感受性的过分重视。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享乐主义在当代的泛滥，另一方面则又同时看到了人性的日益脆弱与敏感，由于个性的过度解放造成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淡漠。孝，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最基本准则不再受到重视，人们考虑与思量的重点不再是对于父母与长辈的孝与代际之间的和谐与关爱，而更多的是自己的个体自由与享受。而当自由和个性被片面地理解为自私与享乐，那么为父母的孝也就不再是一种必然下的应然，而退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责任。

　　二、孝的构建与传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和深入分析国内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并将弘扬传统孝文化和离退休老人的养老问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这种重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一直作为一项有关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加以延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的当代传承本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本身即包含着孝的内在含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一。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指明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424-425而孝作为一种普世伦理与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有代际和谐、诚信友爱的内在因素，因而天然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本身包含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孝文化的构建与传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是要讲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孝作为一种普世伦理，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首先是亲亲的基础与首要前提，孟子将孝作为仁爱的逻辑起点而连接贯穿了从人到物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孝不但是人与人和谐的基础，同样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基础与前提。 　　第三，孝文化的建构与传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孝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因而在现代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要凸显出孝的重要性。孝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很强的双向性，包含着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从先秦时期被提出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发展至今，孝文化的内涵也一直在逐步深化，其理论外延一直在扩大。随着孝的概念的发展，也就自然的与爱国主义联系到一起。所以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将孝与爱国主义结合自然的也就成为一种必须，并且由孝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而发展到整个社会，也更能凸显出和谐社会和谐的特点与本质。

　　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孝文化建构及其传承

　　根据201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2 273万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

　　据报道，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 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而截至2009年我国的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其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 899万，占其中的11.4%。应该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必须要应对与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去应对老龄化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如何将传统孝文化与现代性相结合，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结合，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强调责任与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等，从“孝”与“慈”的双向性建构民主、平等、和谐的孝文化体系。要建构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首先就是要建立民主、平等的孝文化体系。当然这种民主、平等的孝文化体系的建构本身也是包含着多方面内容，但究其重点，就是要建构出与现代性民主、平等相适应的家庭关系与代际和谐。现代社会家庭中无论是父于子的“慈”，还是子对父的“孝”都不能只停留于“是谓能养”的层面，而更多地要从“敬”的方面入手。现代社会家庭中所讲的“敬”并不单单是指尊敬或孝敬，而其中包含着现代社会对于人格与民主的尊重。父母要充分尊重子女的权利与自由，而不能仅仅将子女当作自己意志的延伸与附属，而是要充分了解子女的意愿，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子女加以正确的导向；而子女也必须要充分的关心父母，了解父母年老后的精神诉求与物质诉求，并使父母能够得以安享晚年。只有建立起这种慈孝互助、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代际关心与家庭关系也才能够构建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体系。

　　其次，就是要强调孝的延伸性，构建出平等、博爱的现代孝文化。传统德性社会的理论构架中，“孝”不仅是作为父子之间的一种亲情伦理，而且同时也被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传统社会孝被作为“泛爱众”的起点而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在现代社会，孝则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伦理充分的发挥孝天然的延伸性与广泛性，转化为爱国主义情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爱国主义。同时，从孝的“推己及人”的特性而出发、延伸，孝还可以由对父母的爱与敬延伸到自然万物的敬与对他人的爱，从而构建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广泛的、普遍的和谐。并通过现代社会孝文化的建构，而解决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与人际关系疏离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就是要强调孝与法治的统一性，构建出与现代法治相适应的现代孝文化。与传统德治不同，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强调法治。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以德治国，现代社会的特点则是依法治国。传统社会中法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德的辅助作用，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由德以及礼所维系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代替传统德治，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主要准则，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随着法的效用的增加、深入而愈加增强，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将传统孝文化的德性宣传与现代法治相结合，即强调孝的普世性与应然性，又强调孝的法律效应。孝，作为一种权利与义务在法律面前都是必须遵从的，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慈”，还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德性行为，同时也是具有法律效应而必须履行的。

　　最后，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养老机制的建构。孝文化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文化上、伦理上的宣传与建构，同时也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体制性的建构，在体制与制度的建设上必须要得以体现。我国自1999年以来，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等态势，都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增加了难度，凸显出建构和落实当代孝文化的紧迫性。

　　总之，孝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在当代的发展，孝文化在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与传承都是极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它不仅能够促进家庭内部的代际和谐，也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孝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在当代的传播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弘扬并发展以孝为代表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远行是为了回家”，对孝的复归同时也意味着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归与寻根，而且也只有深刻理解优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寻求更好、更快、更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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