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候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吏、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中国思想学说史》由张岂之先生主编，集合了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历时八年完成。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中国思想学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哲学史研究到底有哪些特征?对侯外庐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到底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值得加以反思。

 

　　一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世界观及其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世界观，具体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②《中国思想学说史》主编张岂之先生指出;“哲学史乃是研究人类对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理论化的社会思维及思想家的世界观认识。这一观点继承了侯外庐先生关于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的认识。虽然该书由众多学者集体完成，但这一认识在全书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①同时，《中国思想学说史》在借鉴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新儒家研究视野的基础上，将心性论、境界论纳入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拓展了世界观的内涵。例如侯外庐先生发现：孔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却相当发达，体现出重“道德”而非“智能”的“贤人作风”，②它表明先秦儒家较重人事而轻天道，对自然界没有应有的分析。而《中国思想学说史》则通过对先秦儒学心性论矛盾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证明心性论是先秦儒学最典型的理论特征，它影响了儒佛道三家在内的中国哲学发展。

 

　　(二)哲学史的内在理路

 

　　侯外庐先生特别关注哲学家核心概念固有矛盾的揭示，将其视为理解哲学思想的关键。《中国思想学说史》的编撰者也将中国哲学史视为以概念的矛盾运动为内容的发展过程，但更加关注哲学概念内在逻辑的分析，细致辨析其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力图展示出哲学体系不断创新的历程。例如对先秦儒家哲学的研究，通过考察儒道两家对“道”的不同诠释，展现出儒家道德伦理和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对立，又通过对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二位一体”结构的分析，认为”仁”与”礼”的内在矛盾发展形成了后来儒学的两大方向，即思孟与荀子哲学思想的对立等等。

 

　　(三)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辩证关系

 

　　侯外庐先生认为：哲学思想是思想史的核心，离开哲学讨论思想，无法准确把握思想的要义，离开思想史背景去谈哲学，哲学也会找不到实质内容。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张岂之先生同样认为：“哲学是思想史的主干，丢掉哲学思想，就等于抽掉了思想史这座大厦的大梁。”“如果说哲学史的对象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史，主要侧重于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话，那么思想史则包括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各方面内容，包括一般规律的认识史，也包括对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认识史。”。《中国思想学说史》重视理论化的社会思维的分析，同时也重视哲学思想与其他思想联系的挖掘，力图揭示哲学思想与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科技等思想间的关系。例该书考察了西汉黄老道家自然主义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对司马迁历史观的影响，@考察了中唐重质文风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儒学心性论崛起的关系。⑦该书对哲学与科技史的关系比较关切，在隋唐、宋元、明清卷中分别安排了科技篇、格致篇、天算篇等章节来介绍当时的科学技术，为勾勒哲学思想与科学技术的联系做了初步的努力。

 

　　二《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发展阶段性特征

 

　　《中国思想学说史》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对每一阶段的时代主题和哲学命题进行了阐述：

 

　　第一阶段，先秦哲学史。这一时段的时代主题是：礼崩乐坏后“何以为治”以及如何“莅中国而抚四夷”即如何解决西周礼乐文明的危机并为中国统一寻找思想上的出路。《中国思想学说史》认为，孔孟儒学是一种改造礼乐、高度重视政治伦理价值的“人学”，老庄哲学则以否定礼乐、回归自然来解决社会矛盾，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是对西周礼制文化出路的两种抉择。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将“性相近”发展为“性善”论，而荀子则从孔子的“礼治”出发提出“性恶”论及“明天人之分”。墨子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商鞅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名家的逻辑研究，《吕氏春秋》对诸子哲学的初步总结等，都可以视为诸子从不同角度对时代课题的解答。编撰者将老子和孔子之后的先秦诸子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重心，但在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上做了探索，通过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阴阳、五行、天道等核心范畴的源流，深化了中国哲学思想起源的研究。

 

　　第二阶段，秦汉哲学史。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融合诸子思想建构适应大一统帝国政治需要的哲学体系。《中国思想学说史》编撰者认为，融合法家思想的黄老道家和融合道、法，、阴阳思想的董仲舒公羊学都是时代主题下的产物，它们体现了诸子思想融合的加深和天人合一理论体系的完成。今古文经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方法基本一致，两者之间并无哲学思想和理论原则上的尖锐对立。

 

　　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哲学史。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解决东汉灭亡以后的政治及思想危机，探讨实现政治统一的新思想模式。《中国思想学说史》认为：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思想危机，思想家一方面维持“名教”，一方面又力图以道家的“任自然”来弥补“名教”的不足。①王弼的“贵无”与郭象的“崇有”虽然思路不同，但目的都是调和名教与自然而为统治服务。以玄学为表现形式的儒道互动、以般若学和佛性论为表现形式的佛儒道互动都围绕这一时代主题，体现出新旧思想的斗争和初步融合。

 

　　第四阶段，隋唐哲学史。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在三教鼎立的思想格局下为大一统社会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在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推动下，隋唐哲学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共同发展的局面，论证三教融合的华严宗“会通本末”判教论，吸收儒家心性论和道家自然论的禅宗境界论，杂糅玄学和佛教义理的道教重玄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哲学探索的高峰。佛教哲学中对人及人生肯定的思想得到开发，促成了中国化禅宗心性论的形成，而佛教心性论又成为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之一。唐代儒学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等问题的探索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对人本身理性力量的发现，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第五阶段，宋元哲学史。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如何适应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完成三教思想的合一。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哲学思想上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三教合一，哲学化的儒学因为更适合集权统治的需要而成为“三教归一”的主体。宋代哲学史的整体特征是理学家吸收佛老思想以重新确立儒学的主体地位，③理学天道观、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构成宋元哲学史的基本特征。

 

　　第六阶段，明清哲学史。这一时段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段，前期主要是理学心学化即王阳明心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后期则是启蒙思潮。《中国思想学说史》基本遵循了侯外庐先生的认识，将明末以后的哲学思想视为启蒙思潮的反映，认为启蒙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立足于明中后期的理论趋势，消化周张、程朱、陆王的理论成果，复活生机蓬勃的宇宙观，建立以主体中介为核心，融合和动态的哲学体系。泰州学派对道德本体的消解、黄宗羲和顾炎武对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的重视、王夫之“性道”本体论的提出等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乾嘉朴学的哲学思想是启蒙思潮的继续，主题是探讨主体如何理性地展示宇宙存在的价值。鸦片战争后融合中西的新学是对中国近代化时代主题的探索与解答。

 

　　《中国思想学说史》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史的许多经典理论认识，如先秦儒学重人事而轻自然的特征，汉代儒学的宗教化倾向，明清之际中国哲学的启蒙性质等等，并且应用新方法和新材料细化了对这些重要观点的认识。另一方面，该书也扬弃了侯外庐先生的某些观点。侯外庐先生比较关注哲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以经济运动规律来衡量哲学思想的世界观属性。而《中国思想学说史》编撰者则认为哲学家对经济运动的认识确实是判定哲学思想属性的重要标准，但同时也注意到，不同的哲学思想都是对其时代主题的不同表达，哲学思想所彰显的对文化发展的认识差异所包含的理论创新值得予以高度关注。

 

　　三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视野

 

　　《中国思想学说史》继承了侯外庐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和学术史视野，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文化史视野。

 

　　(一)社会史视野

 

　　侯外庐先生将哲学思想视为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而非独立自存的形而上学。《中国思想学说史》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任何思想都离不开它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思想学说史必须展示这种社会基础，以反映思想学说发展的深层动因”。但与侯外庐先生注重探讨社会经济运动，特别重视土地制度研究的社会史研究有别，《中国思想学说史》更加突出了总体社会史的观点。主编张岂之先生认为：“对社会史的理解并不限于经济生活，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政治，民族，也有社会风俗等。也许只有从这样的总体出发，才能找出思想史的某些源头来”∞“。该书在探讨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一方面保留了对经济结构的论述，例如宋元卷中对唐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等社会现象的考察，明清卷中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等等，另一方面将社会存在的分析扩展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试图从总体上揭示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该书对主观性的社会存在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给予了高度关注，将民间信仰、社会风俗和精神风貌纳入社会存在的研究对象。该书的“社会篇”用很多篇幅考察了当时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例如在秦汉卷中有对占梦、望气等占卜巫术和婚丧礼俗的考察，宋元卷中有对关羽、马祖信仰，风水术的考察等等。甚至把当时的“世风”、“士风”也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例如在魏晋南北朝卷中对于士族双重人格和率性放诞作风的考察，①隋唐卷中对于初唐文化心态的考察。宋元卷中探讨士大夫风气对思想学术的影响等等，试图展示丰富的主观性社会存在与哲学思想的联系纽带。

 

　　(二)学术史视野

 

　　学术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重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很重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角度。张岂之先生说：“我们希望在书中(《中国思想学说史》)能够传承并发展我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们在本书中比较注意思想学派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术史研究传统可以归纳为四点：“1.重视文献资料考订，将学术史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2.重视学派的区分和研究，显示出学术史的厚重内容;3.重视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引导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学术史的价值;4.关注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融通’或‘会通’。”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思想学说史》编撰者将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考察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例如在孔子、老子哲学的研究中，作者详细考订了《论语》、《老子》等重要文献的源流和版本，并参考了新的考古资料如郭店楚简、上博竹简等资料。在思孟学派、黄老道家哲学的研究中，考订了《大学》、《中庸》、《淮南子》等传世文献，并详细论证了竹书《性自命出》、帛书《黄带四经》等出土佚书的真伪@。该书注重学派史的研究，强调把哲学思想置于更加宽阔的学术思想背景中，从中揭示出哲学范畴的产生与酝酿过程。例如针对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先秦卷以儒学、墨学、道家、法家等分篇进行论述，隋唐卷则围绕当时三教鼎立的思想格局，以佛教、道教、儒学分篇论述。

 

　　(三)文化史视野

 

　　张岂之先生指出：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作为思想史核心的哲学史则反映了文化史的本质精神，“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思想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形态，是文化的核心。要研究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本质，必须对思想史有精深的了解。反之，思想史研究的继续深入，也必然会扩展到文化史的领域。因为思想作为社会和人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往往在各种文化形态中表现出来，并通过这些文化形态对社会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国思想学说史》将哲学思想视为文化的支撑，哲学思想为文化类型构造出核心的价值观念，影响到时代文化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秦汉以适应大一统帝国政治需要为内容的哲学主题，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秦汉文化(兼容并包、开放性的文化特色)的内涵和民间宗教信仰(神仙信仰)、精神风貌(尚武进取、任侠与重名等)、社会习俗(向往富贵长寿、尊贤敬老等)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该书对哲学与宗教的联系尤为关注。如先秦卷指出先秦时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产生于商周时代的宗教思想，而诸子哲学的产生则是古代宗教的发展和突破，“(春秋战国时)诸子学说以理性代替宗教，取得空前的文化成果，奠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和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则表明了“中国古代宗教的终结”。

 

　　《中国思想学说史》虽然在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做了上述尝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该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现代诠释还不够深入。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需要充分借鉴西方的哲学研究成果。在当今中西交流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强的形势下，参考西方现代哲学诠释中国哲学更显重要。现代哲学越来越重视社会交往中的哲学话胚：比如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环境哲学等，这些哲学理论与诠释方法在该书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第二，该书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完整性、系统性分析还有待加强。《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众多学者合作撰写完成，由于各位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角度不完全相同，因此在某些哲学思想的连贯性分析还不够严密。比如对中国宗教哲学发展历史的分析还不够全面，三教关系在哲学思想上的剖析的深度还需加强。

 

　　第三，该书还没有充分揭示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价值。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少数民族思想家。本书对于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论述较少，虽然在明清卷对回族哲学家及其思想有所述及，但总体上仍显薄弱。

 

　　作者：方光华 袁志伟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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