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学导师的读书方法

四大国学导师的读书方法

　海通以还，中西融合，众多仁人志士为民族中兴著书立说，其中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可谓灿若星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先设国学门，所以又简称国学研究院。国学研论文联盟http://究院的教授称为导师，当时只有四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学问既大，其读书方法可借鉴之处亦多。
　　梁启超：读课外书为必修课。在梁启超看来，“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做学问的人不去“自发”地阅读课外书，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
　　如何读书？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注重记笔记，“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
　　王国维：有批判地读书。他主张学生要广泛阅读不同专业范围的书籍，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还可以使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这一点与梁启超的“读课外书为必修课”有些类似。
　　读书时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王国维深谙此道，他说：“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对戏曲的定义（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即是从大量资料中提出，并借为一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戏曲。
　　陈寅恪：有校勘、有批语。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蒋天枢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俱见用力之勤勉……”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不唯书，敢怀疑。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