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究竟大不大——基于中、美

　　近来，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的问题，社会上多有质疑。究竟我国研究生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或是适度？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关系到今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式和战略选择，因此有必要系统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研究生教育规模必须综合考虑其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社会需求和支撑条件，同时还应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要有存量与增速的考虑，即需要历史地、比较地、系统地看待规模问题。本研究选取中国大陆、美国、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下文简称“四地”）1970-2010年40年间研究生教育相关统计数据，从存量、增速、经济增长和支撑条件等角度对研究生教育规模进行国际比较和历史发展分析，试图回答社会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质疑。

　　-、从存量比较看研究生教育规模

　　我国自1981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至2010年底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8.65万人、硕士学位319.09万人。而1970年到2010年间，美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166.23万人，累计授予第一专业学位（thefirstprofessionaldegree，FPD)293.34万人，累计授予硕士学位1556.38万人。我们假定，一个人30岁前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且其工作年限一直持续到70岁。如果不考虑学位获得者在此期间的国际流动和死亡等情况，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博士层次人力资本存量（不含第一专业学位）是我国的4.3倍，硕士层次人力资本存量是我国的4.88倍(见表1)，研究生学位获得者总体存量是我国的5.22倍（含第一专业学位）。考虑到我国总人口约为美国的4倍多，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硕、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存量与美国相差甚远。

　　据调查，2005年，全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3543.5万人（59.3%)，其中研究生107.6万人，仅占1.8%。[1]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中研究生学历人员仅占3.72%。[2]2010年，我国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的人才仅占4%。，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中研究生层次人才仅占3.5%。同年，我国科研与开发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49.61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仅占7.5%。，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27.1%。这些机构中研发（R&D)人员为34.15万人，具有博士学位者仅占12.24%，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比为38.89%。5]而美国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人才已达13%，台湾则为3.95%。换言之，2010年，美国每万就业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为1300人，台湾为395人，而中国大陆仅为40人。可见，我国就业人口，特别是科技人才中研究生学历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明显。

　　研究生教育是为研发领域输送专业人才的核心渠道。长期以来，我国高层次研发人员缺乏，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创新型国家战略对高学历研发人员的需求很不匹配。因此，从研究生存量规模来看，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发展研究生教育来缩小高层次人才存量与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从增速变化和相对比例看

　　研究生教育规模

　　首先，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与变化趋势看，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选择了补偿性发展的路径，不论增量还是增速都呈现大规模、跨越式、迅猛发展的态势。1981年到2010年间，中国大陆授予的硕士、博士学位数从8665人增加到50.89万人，增长了58.74倍，年均增长率为15.08%;其中授予硕士学位数从1981年的8665人增加到2010年的45.82万人，增长52.88倍，年均增长率为14.66%。台湾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态势。根据台湾教育部统计处数据，从1970年到2010年，台湾研究毕业生数（等同于授予学位数）从674人增加到6.39万人，增长了94.8倍，年均增长率为12.05%;其中博士毕业生数从15人增加到3846人，增长256.4倍，年均增长率为14.87%;硕士毕业生数从659人增加到6万人，增长91.1倍，年均增长率为11.94%。可见，大陆和台湾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经历呈现较明显的相似性，这主要是后发补偿性增长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英等国则因为研究生教育起步早，规模基数已经很大，发展态势相对稳定，所以规模增量和增速的变化都较为平缓。以美国授予学位数的变化趋势而言，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1970年到2010年美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含第一专业学位数）从27.31万人增加到83.59万人，40年间增长3.06倍，年均增长率仅为2.84%;授予硕士学位数从20.83万人增加到67万人，增长3.22倍，年均增长率仅为2.96%。英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情况也十分类似，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HESA)的数据，1994年到2010年间，英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从903万人增加到2522万人，增长了2.79倍，年均增长率仅为6.63%;其中授予博士学位数从7559人增加到2.01万人，增长2.66倍，年均增长率仅为6.66%;授予硕士学位数从8.28万人增加到23.21万人，增长2.80倍，年均增长率为6.3%。

　　具体到授予学位的层次变化，美、英等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呈硕士研究生比重逐渐增长的趋势。美国硕士学位授予数量占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总和（含第一专业学位数）的比重从1970年76.28%上升到2010年的80.15%，增加3.87个百分点；英国2010年授予硕士学位占比超过92%。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研究生学位授予层次结构开始变化，博士研究生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层次中所占比重总体呈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中国大陆博士学位授予数占研究生学位授予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2.25%上升到其峰值1998年的17.32%，随后由于研究生扩张主要在硕士层次，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占比逐渐变小，2010年占比调整到9.97%，较1998年下降7.35个百分点。台湾地区发展情况类似，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占硕、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比重从1970年的2.23%上升到峰值1997年的8.31%，随后逐步下降，2010年调整为6.02%，减少了2.29个百分点。总之，随着研究生教育补偿性增长目标的逐步实现，研究生教育扩张重心已向硕士层次转移，呈现与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逐步一致的趋势。

　　其次，就四地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在校生）数发展和变化趋势而言，美国1970年即已达到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5.5人的水平，并逐年提升，2010年已达9.3人；英国1995年达到5.8人左右的水平，经过短短15年时间，到2010年已达9.5人的水平；台湾从1974年的0.2人，上升至2002年的5.4人，并于8年后的2010年达到9.5人的水平（见图1)。至此，美、英、台三地每千人注册研究生处于同一水平线。

　　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虽然研究生规模在努力扩张，发展速度也很快，但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从1978年的0.01人发展到2010年1.12人，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韩国80年代的水平，英国70年代的水平，低于美国50年代的水平(1950年已达到1.56人）。因此，就相对规模而言，我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比差距更大，且与我国人口规模、国民对高层次教育的需求不相适应。

　　三、从经济增长需求看研究生

　　教育规模

　　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速的对应关系看，一般而言，二者应保持同步或者研究生教育略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如1980-2009年美国GDP年增长率基本稳定在3%左右（2008、2009年经济危机增长率为负），而注册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17%，两者变化幅度均较小；1995-2010年英国GDP年增长率变化趋势和幅度均与美国十分类似，注册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1980-2010年3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国民经济处于高速而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在校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高达16.72%(尽管1990年前后在校研究生数年增长率为负数），比GDP年均增长率高出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1981-1986年和1999一2005年期间，在校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根据前文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总体而言之所以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是因为建国后很长时期没有重视发展研究生教育，而经济发展却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研究生教育发展脱离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越来越远，因此，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研究生教育必须较高速度和较大规模的补偿性增长，方可基本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及国民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补偿发展期过后在校研究生规模的增速可能与GDP增速接近。2006年以来，我国在校研究生增长速度回落较快，与GDP增长率保持相对吻合的发展态势。可见，我国研究生教育补偿性增长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未来_个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将和发达国家一样，保持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同步的态势。

　　其次，从经济发展程度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对应关系看，一定的研究生教育规模需建立在相应经济发展水平上，并服务于相应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要。以人均GDP为参照系来对比分析四地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可知：中国2010年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其时每千人在校研究生仅为1.12人；而美国早在1970年人均GDP即已达到5000美元，其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近6人；英国则在1977年人均GDP达5000美元左右，其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约为1.6人；台湾则在1987年人均GDP达5000美元左右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不到1人（见表2)。

　　从人均GDP处在特定值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的情况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及1977年的英国，略强于1987年的台湾，但远不如1970年的美国。而且，目前美国、英国、台湾在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这项指标上已处于同一水平线，与中国大陆拉开了更大差距。

　　再者，从国民经济总量对应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来分析和探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撑与需求程度。以中、美、英三国GDP中每亿元（按2005年不变价国际元）所支撑的注册研究生数来看(见图2),2009年美国为22.5人，英国为29人，中国为17人。美国近30年基本稳定在20人以上，英国近15年则多在25人以上，我国历经30余年的发展，GDP中每亿国际元所支撑的在校研究生数仍不到20人。可见，未来_个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仍有一定发展空间。

　　四、从支撑条件看研究生教育规模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程度，还取决于其发展条件对研究生教育支撑的可能性。只有把需求和可能结合起来考

　　虑，才能保证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并高质量地保障研究生供给。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多，如师资、科研项目和经费、实验设备与设施、图书资料等。限于篇幅和数据，这里以研究生培养中的核心条件--研发经费、师资条件来探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增长的可能性。

　　首先，从高等教育领域的研发经费投入情况来看，我们用教育部直属（以下简称“部属”）高校的研发经费总量和在校研究生数据分析生均研发经费，可一定程度反应我国研究生教育生均研发经费的支撑情况。2000年至2010年间，部属高校在校研究生从17.5万人发展到6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7%，而研发经费则从82.4亿元增长到532.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0.5%。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研发经费增幅高于研究生培养规模增幅。相应地，部属高校在校研究生生均研发经费从2000年4.7万元发展到2010年7.7万元，增长了1.6倍多，年均增长率超过5%(见图3)。

　　如果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研究生生均研发经费为0.9万美元，而美国为1.9万美元，英国为1.91万美元，都是我国的2倍多（见表3)。

　　从高校研发经费中用于人力资源部分的经费所占比重看，2009年，我国高校研发经费中人力成本占比为17.28%，英国为27%，美国为42%、台湾为44%。①可见，我国高校科研经费中人力成本的份额亟待提高。

　　概言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积极推进，国家对研发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但与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人均科研投入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国家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以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同时，还需要改革科研投入与经费管理体制，逐步加大高校研发投入中人力成本的比重，以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

　　其次，从高等院校教师的学历情况看，研究生教育既承担了为高校培养合格师资的任务，又_定程度上受制于师资队伍的学历与水平。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为15.1%，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为57.5%。而美国，早在2003年其高等教育机构的专职人员（含全职教师和行政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不含第一专业学位获得者数）的教师已达59.6%，是目前中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的3.95倍，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含第一专业学位）占比高达94.2%。2010年，台湾地区高校教师学历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占比接近70%，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高达94.3%(见表4)。以上数据说明，从现有师资条件看，中国大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尚有较大差距，高校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研究生指导教师数量受限，尚不足以支撑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因此，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我们只能选择稳定或适度扩大研究生规模的发展路径。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已是研究生教育大国，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已渐趋稳定。但不论从存量规模、增量变化、经济增长需求还是支撑条件来看，不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研究生规模都还存在一定发展空间。首先，研究生规模存量严重不足，与高层次人才需求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较大。其次，研究生规模经历了补偿性增长的周期后趋于平稳，但相对于我国人口规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民对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而言，差距依然十分明显。第三，研究生教育增速已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_致，但相对培养规模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匹配。第四，科研投入和师资条件等支撑条件的差距与不足值得关注，唯有培养条件不断改善，继续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今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不断改善办学支撑条件的同时，优化结构和提升质量，而结构和质量是建立在一定规模基础上的。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博士生规模基本稳定，硕士生规模可以小幅度稳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