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本文尝试探索中国过去10年和未来20年间，即80后婴儿潮世代、90后及00出生低谷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婚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时期，以及2015年之后中国最大规模世代60后婴儿潮逐步步入退休，迎来养老潮时期，中国这种人口世代更迭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数量、储蓄水平、经济增速、政府行为、国际贸易、产业结构、住房市场、资产市场、社会保障、生育政策、环境质量以及高等教育等的影响，以期为读者提供一张可能描绘过去和未来宏观经济的人口学图景。

　　一、引言

　　2015年左右，伴随着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即将步入退休，90后和0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负担加大，人口红利和伴随而来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在推动经济的劳动和资本双引擎消失之后，短期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无法提升的前提下，GDP平减指数出现了负债，CPI出现阶梯式回落，地方财政出现塌陷，增速有跌破7%的危险，等等，各项指标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进入艰难期、调整期和换挡期。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面对着中国人口世代的更迭，即较大规模的世代进入退休，较小规模的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婚配市场、住房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等，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面对此情景，有必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口世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宏观经济所发生的现象，寻找他们之间的逻辑通路，为未来应对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世代的转化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 的基础上仅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陆旸和蔡昉(2014)陈述了中国未来所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对中国人口世代进行明确划分，界定了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研究了中国人口世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珩(2006)陈述了美国1946-1964代婴儿潮步入退休，会使得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降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当然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的演进对其他的影响，如张春生和蒋海(2014)陈述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代股市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Andrew(2003) 以及Brooks(2002) 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Reinhardt(2000) 的工作，当然还有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工作，等等。总之，婴儿潮或者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已有研究工作，有的从经济增速视角，有的从储蓄角度，有的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角度，有的从社会保障角度，还有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总之，这些研究工作大多从一个方面去理解人口世代更迭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上缺乏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及全局的高度去理解中国人口世代更迭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随着婴儿潮一代及相继而来的出生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对相应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一)人口世代更迭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7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上升，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2003年之后出生人数维持在一个低水位上呈现轻微波动;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的婴儿潮世代1以及1993后的出生低谷世代。大体上，6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70年代的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00年代出生人数平稳地处在一较低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如80后和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青少年数量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相对应的老年负担比、青少年负担比及总负担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呢?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5左右)情景下的预测值。发现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在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社会总抚养比逐年降低;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伴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面临上升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很多专家所陈述的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时间段。

　　一般在人口红利前期，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老年人口处在一个低水平上，此阶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演，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死亡率依然很低，在出生率很高的情景下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市场，老年人口数量同样在一个低水平上，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在低水平上稳定，最终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增加引致社会负担逐年降低，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随着时间推移，出生率稳定，死亡率依然很低，人口红利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人口红利前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人口，引致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老年人口急剧增加，青少年在一个低水位上稳定，进而社会负担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就转化为人口负债。在中国，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中国经济表现为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社会抚养比从逐年下降转化为逐年上升，在2002-201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60后婴儿潮还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还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55后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故社会总抚养比基本上维持不变;2016年左右，伴随着95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开始步入退休，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红利随即转化为人口负债。

　　(二)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水平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储蓄呢?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2000年初，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生产人口持续多于消费人口，中国经济从短缺转为过剩，过多的人口引致过剩的供给能力开始高于国内家庭消费能力，最终过剩的产能(由于当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际产业分工引致的国际产品需求，此时中国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出口2)造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顺差引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引致国家的储蓄水平持续上升。其二，在人口红利期，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负担持续下降，赡养老人支出较小，加上过去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再加上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在消费水平稳定下，家庭部门将有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用于储蓄;同时由于采取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多的家庭没有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广大农村、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养老更多是一种家庭养老，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养老下会导致过高的储蓄率。

　　随着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储蓄率将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短期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无法出现大的改观，随着婴儿潮退休，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津贴支出的大规模增加，在消费水平不变下，储蓄将逐年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变缓，随着婴儿潮时期积累下的资本快到期时的快速折旧，即表征为增量的储蓄变缓，存量快速折旧，储蓄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故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加速消失。总之，当婴儿潮一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经济前景变好，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规模更小的出生低谷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的8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进而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引致生产规模逐年增大;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的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仅通过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表征为家庭部门消费率逐年下降，为了消化这些产能，政府通过购买，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策的消费率逐年上升;政府支持和鼓励出口，引致大量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进而企业储蓄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口红利期，社会保障支出较少，最终导致居民储蓄水平和储蓄率不断高涨;加上人口红利期引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长期的金融抑制引致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留存利润较多，企业投资率也较高;人口红利引致较好的经济前景，较高的企业利润，给市场活动主体企业家和银行家以较高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偿还银行借贷的风险，故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企业家愿意借款，最终助长了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增长。总之，人口红利期，引致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年增加，同时人口红利也会引致资本红利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引致每年新增储蓄逐年增加，每年投资率逐年上升，最终引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

　　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且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减少，养老负担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的劳动引擎熄火;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降低，投资水平降低，加上人口红利期的资本进入加速折旧期，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降低，进而人口红利引致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也将逐渐消失。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伴随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婚配市场，历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房地产业也开始呈现低迷;人口红利期政府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工业以及能源部门，随着未来产能过剩的累积和政府债务的攀升，行业在未来将逐渐消化这些产能和去杠杆化;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还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短期内不能实现，所以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急速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峰值为2007年;伴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

　　(四)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期，持续增加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由于过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力同质作用较为明显，引致产品同质性明显，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就只有靠政府消费和国外消费，引致在人口红利期，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在人口红利期，也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期，如亚洲四小龙逐渐把许多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的背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面对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政府为消化这些产能，鼓励支持出口，把产品卖给国外，搞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出口企业补贴和税务减免，刺激出口，引致中国外部市场失衡，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人民和企业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关键原因。未来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生产人口开始低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在短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素质提高不可能实现的情景，生产规模将出现缩小，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逐渐被消化，甚至不存在，同时伴随国际市场的恶化，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家庭消费率开始出现逐年上升，政府通过鼓励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的动机将逐渐减少，贸易顺差将出现持续缩小，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进口量将逐年增多。总之，在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中国为消化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未来随着消费人口开始高于生产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缩小的趋势。

　　由于人口红利，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出现过剩的产能，面对过剩的产能，国内家庭部门无法消费，就转化为政府购买和国外消费，这就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中国选择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和对外出口。人口世代更迭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凭借人红利期间积累的资本红利，通过银行负债和国有企业部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和房地产，去消化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过剩产能。其二，在2008年之前，国际形势较好，大多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攀升。随后国际需求形势的变差，东南亚拉美以及印度等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启工业化征程，开始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竞争激烈。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提升，特别是08年以后国内的过剩产能更多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推动，就是人民生产的产品，政府买入，政府的钱是向人民借的。最终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负债、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逐年上升，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总之，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产能过剩，加上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劳动人口就业的需求，政府主导了经济，推动政府购买行为的过分扩张，采取高负债，进行高投资。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未来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出现减少，过剩的产能将慢慢被消化，过高的债务将去杠杆化，工业化将向着现代化迈进，城镇化的减速，政府主导经济的高负债和高投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和储蓄率将出现下降，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

　　(五)人口世代更迭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影响

　　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持续增加，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加，政府在宏观目标方面也更多集中在就业方面，所以产业的发展更多着眼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一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都需要发展重工业、能源部门、采掘部门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持续的城镇化，人口红利与城镇化过程吻合，80后婴儿潮人口向着城镇聚集，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最终催生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成本较低，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素质不高，综合制约着高端制度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人口红利期，过多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机会，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低，掌握资本的企业利润较丰富，即使世界上存在较先进的技术，企业也没有动力采用和改进，而仅仅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结合国家的政策目标，保证就业以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最终形成人口红利期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以及重工业等行业。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倒逼市场和政府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让新型的产业结构去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劳动力少且素质高，更多未来依靠智力，而非体力，故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老年人具有比较优势。最终日益缩小的人口规模、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倒逼产业结构去升级。同样在未来，消费人口多于生产人口，产能过剩将被消化，工业化逐渐向着现代化转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也将慢慢被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替代，居民消费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期，短期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所以为缓解60后婴儿潮的退休，为了保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7%的目标，短期需要这些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继续运行，为新型产业形成以及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赢得时间，同时国内也不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瘫痪，传统企业还需要运行。但是与其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形成，如大型机械设备、智能化以及机器人、互联网金融、医疗服务和器械以及电子商务等等，同时用现代技术，如互联网+传统行业，改进传统行业，迫使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当然也积极引导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未来新的产业结构。

　　(六)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呢?其一，2003年左右，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期相对吻合，在城镇化每年加速情景下每年新进入婚配市场的人逐年增加，引致新增家庭数逐年增加，带来逐年递增的基础住房需求，在国内土地供给缺乏弹性，住房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其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导致储蓄率不断上升，进而资本红利不断释放，人口红利生成资本红利，在金融抑制下以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大量资本通过金融中介和企业的留存利润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具有顺经济周期的作用，人口红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产生较好的经济预期，使得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回报有过高的预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意愿增强，投资更愿意贷款投资，引致信贷扩张;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故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需求旺盛，流通的货币持续增加;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引致持续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引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占款引致M2持续增加3，货币持续发行。综合上述几点，促使了市场上货币的大量供给，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大量资金流入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促使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因为房地产的相对恒久性，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更新，当60后婴儿潮搬进更小的住房、养老院或者离去，这样较大规模人口世代的纷纷离去和住进更小的住房，同时较小世代的90后和00后逐渐进入婚配市场，新增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故无需再为年轻一代建设新的住房，在某个时候住房市场供大于求，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即在老年人或者逝者释放的住房逐年增加的情景下，建设新住房或者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在数十年内被抑制，未来某个时点，随着死亡人数开始多于年轻一代的购房者，住房从基础需求面开始出现下降，在住房供给平稳下，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总之，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市场，催生快速增长的基础住房需求，加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人口红利期近似吻合，人口红利阶段良好的经济形势预期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引致的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在土地供给、进而住房供给相对平稳和缺乏弹性下，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后续世代90后和00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中国急需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战略产业，加上经济预期变差导致银行惜贷以及投资者怕债务，货币信用顺周期性引致的流动性紧缩，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七)人口世代更迭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更迭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呢?当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时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社会负担变小，资本红利逐渐增强，储蓄率持续上升，引致有大量潜在的购买资产的资金，同时过高的储蓄率也给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借贷以及银行积极放贷创造条件。其一，人口红利期间，社会负担小，储蓄率持续上升，投资率高和资本累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交易的货币需求多，再加上投资者对宏观形势预测良好，人口红利期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投资回报，银行愿意贷款，同时人口红利期人口失衡引致的外部失衡：贸易持续顺差和外汇占款攀升，最终流动性过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对资产回报过高的预期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其二，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近似吻合，促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对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总之，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大量劳动人口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生成资产，即不断地拿劳动去兑换资产，大量的劳动竞争稀缺的资本4，最终人口红利不断以资本红利的形式储存起来，人口红利持续增加的同时，对资本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故在资产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再加上人口红利期间产出增长速度快，经济基本面迅速增加，股市等资产价格是经济的反应器，特别是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的股市也呈现高涨。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市场扩大的生产设备逐渐闲置，加上人口红利期过度扩张的产能，使得在人口负债期慢慢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对资产需求逐年下降，故资产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消费人口大于储蓄人口，由于他们在人口红利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风险偏好的降低，以及退休之后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他们逐渐向规模较小的世代出售自己的资产或者风险较大的资产，来分配老年时期的社会产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孱弱的出生低谷一代，由于人口规模远小于婴儿潮世代，无法购进如此庞大的资产，在封闭的市场内，资产供大于求，再加上在人口负债期，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为社会产品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降低资产收益的动机，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总之，随着未来60后婴儿潮的退休，9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在资产供给平稳下，由于用于兑换资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将引致所要兑换的资产需求的减少，在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三、结束语

　　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表现为：当80后婴儿潮进入大学、劳动力阶段以及婚配时期等，大学生逐年增加，适龄劳动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负担逐年下降，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中国经济进入人口红利期;面临过多的大学生源，高考竞争压力巨大，大学不断扩招，素质教育面临挑战;面临着过剩的产能，家庭消费不足，政府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推进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重工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储蓄率持续上涨，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经济增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面临80后婴儿潮不断进入婚配市场，城镇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催生了房地产行业黄金的十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人口红利，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特别是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偏年轻的人口结构对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需求较弱，养老负担较轻。

　　作者：杨华磊 来源：西部金融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