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战略的制约因素及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也占有很大比例。但是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如何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调整，使我国由贸易大国提升到贸易强国成为需要我们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由贸易大国提升到贸易强国的制约因素

　　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多，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贸大国，但是与世界其他贸易强国相比，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差距。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制约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并且其保护手法更加隐蔽。目前外国对我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不断加强，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补贴反倾销措施以及反补贴反倾销案件不断增多，这无疑加大了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尤其是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将进一步限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限制我国产品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的武器。它对于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减少国际市场份额、失去贸易机会、退出贸易市场、损害企业信誉等不利影响，对我国出口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并且由于我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这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而投资过剩又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而恶性竞争最终将引起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

　　第二，我国缺乏长期的贸易转换动力。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关键是要在强化我国现有外贸出口比较优势的同时，培育出我国自身的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开放竞争中实现我国贸易结构的转换。但是目前我国的贸易增长动力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主导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条件将会随贸易数量增长而恶化，它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

　　第三、我国贸易结构转换面对着不利的国际环境因素。尽管这些年来外商投资逐步加大了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持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可以说外商的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改造、培育和壮大一批支柱、优势产业，从整体上增强了我国的出口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出现一个“低度化”的调整阶段。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如何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变为长远的竞争优势，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

　　二、我国汇率改革的路径的选择

　　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前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汇率将是影响我国贸易发展的长期因素。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和服务业为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对我国的优势产业更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害。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的增加。因此，我国的汇率改革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必然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缺乏基础和不现实的，应该改变外汇管理政策的主导思想，使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实际浮动汇率地基础是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管理的开放，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盯住美元是不可取的。这只会使人民币成为美元高度可信赖的替代品，不利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

　　第二，我国的汇率改革必须要自主。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这必然造成大量的国际游资进入我国，这对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我们在汇率改革上一定要保持自主性，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都不能把人民币升值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进行妥协。

　　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当年日本“经济增长-汇率升值-资产泡沫膨胀-经济衰退”的路径。只有在内需得到足够增长时，我国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合理的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利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我国选择的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进出口同时扩张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到一定阶段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对此，应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