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社会进行动员”到“社会自主动员”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310-02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经历危机事件的主要类型

　　（一）危机事件的含义及影响

　　危机管理范畴的“危机”，一般是“指社会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对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生活造成重大损害的紧急事件或紧急状态。”[1]“危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可控制性、重大性和广泛性。”[2]但同时，危机有具有机遇性和功能性，危机事件处理得当，会促进社会或者政权组织进行改革，修复、改进、完善组织的结构和模式，同时促进社会政策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从而实现社会体制重塑和社会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的全面进步。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危机事件的主要类型

　　从危机的组织层面出发，按照危机性质这一标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危机事件进行总结划，大致分为自然灾害、社会灾难事件、政治安全事件和涉外危机事件四类。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地震、泥石流、风暴、大火、洪水、干旱、雨雪冰冻灾害等地质灾害。社会灾难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事件；生产安全事件，如2001年南丹矿难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如2008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重大交通事故以及其他各类型突发性事件。政治安全事件包括：国内叛乱、地方独立、邪教组织、社会动乱以及各类群体事件，以1999年法轮功“4.25”事件及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为典型代表。

　　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以来应对的危机事件，尽管各种危机事件在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总的发展态势是：诱发危机事件的因素在不断增加，发生的次数频繁、种类增多、波及范围加大。因此，必须认真把握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才能做到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未来危机事件的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思想内容及其意义

　　（一）社会动员的含义及其在危机事件中的意义

　　狭义的社会动员从实践和价值层面理解，认为社会动员主要是对人力、资源和精神的动员。“社会动员，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3]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动员是相对于政治动员而言，二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在革命战争时代，在政治运动中，社会动员就是政治动员。”[4]广义的社会动员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做出解释。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定义社会运动员这一概念时指出，社会动员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收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5]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危机事件频发，并且伴有超强扩散性以及极大破坏性，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很难起到及时有效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社会动员的作用。首先，有效的社会动员是最大限度集中社会力量和充分调动、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战胜危机的前提条件。其次，有效地社会动员可以增强民众的安全感，避免造成大规模恐慌，并激发起民众战胜危机的强大精神动力。第三，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引导民众和社会全力配合政府危机调控的基础性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思想及理论特点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曾有学者指出它是党的一种领导方式：“社会动员，通常是指党通过政权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领导方式。”[6]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合乎历史时代特征的、科学有效地社会动员方法，包括物质性社会动员、精神型社会动员和参与型社会动员，其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决策组织是党进行社会动员的主导力量。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发挥集中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统一协调作用，在社会动员系统中处于主体地位。1998年长江大水发生后，中央成立了从上到下的层级决策机构。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受灾省份迅速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并制定了周密的防汛方针和抢险计划。党中央毅然提出：“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大规模动用人民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7]

　　其次，人民军队是进行社会动员的中流砥柱。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对军队力量的动员，一方面说明了灾情的紧急和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决心。

　　再次，主要人物是党进行危机动员的精神动力。在突发的危机事件面前，主要人物不仅能起到树立信息、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念的心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为高效集中和动员一切资源力量投入到危机事件应对工作中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广大人民群众是党进行危机动员的根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党应对危机事件的根本依靠和力量源泉，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社会动员过程中，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很好的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保证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种不同需要才能真正保持社会的稳定。

　　三、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事件中社会动员的时代转型

　　（一）转型时期危机事件的新特点对社会动员提出新要求

　　第一，随着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地逐步完善，“市场权力日益成长，在一定层面上分化了政府垄断权力，经济权力出现了转移。”[8]

　　第二，社会权利的转移。社会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是“体制内改革”，“即赋予原有的主体越来越大的自主权”；[9]另一方面是“体制外改革”，“即允许新型主体存在和发展，并且逐步扩大自治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范围。”[10]这就导致了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打破了政治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三，个人权力的生长对权力格局产生影响。由于个人权利是社会权利构成的要素，个人权利的获得标志着每一个人正从政府的权力要素转变为社会的权力要素。

　　第四，“第三部门”的兴起断开了政治权利的链条。“第三部门是有别于政府组织（第一部门）、盈利组织（第二部门）的各种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总称，它提供部分公共物品与服务，强调个人奉献、成员互益等价值观念，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重要特征。”[11]“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第三部门开始兴起时期，与以往相比获得了全所未有的大发展，从事实际意义上第三部门工作的社会组织增多。”[12]

　　总之，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因此，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不能继续依靠单一的由党和政府发动的社会动员，而要更多的依靠社会主动动员，积极响应配合党和政府的动员决策，这就要求，党和政府要积极转变社会动员路线，实现由“对社会进行动员”到“社会自主动员”的转变。

　　（二）党在危机事件中社会动员的时代转型

　　第一，模式转型：由“国家完全主导”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与这种背景相适应的社会动员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模式，社会资源和社会空间都处于国家的高度垄断之中。社会依附于国家，处于被动局面。

　　改革开放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削弱了家对社会资源和活动空间的控制力，打破了国家全面垄断的局面，出现“自由活动空间”，固守传统的动员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型的社会动员模式应由“群众运动”向“公众参与”模式转变，改变“国家完全主导”的传统模式，以法律为准绳，建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模式。

　　第二，机制转型：由“对社会进行动员”到“社会自主动员”

　　与“对社会进行动员”的方式相比，“社会自主动员”存在其自身优势：

　　1.群众基础好，便于及时发现情况，或向政府报告、反映，或尽自己力量加以初步处理。例如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南京市的一些社区居委会在政府命令下来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在社区里部署“非典”工作，他们的相应工作比南京市政府发布防治“非典”有关规定日期提早了十几天。[13]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缓解居民恐慌情绪，控制“非典”产生了积极作用。

　　2.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桥梁、中介作用，促进政府与民众沟通。一方面，社会自主动员能将危机的有关知识及政府反危机的有关决策等传送到基层、个体，消除因危机而产生的恐慌，提高社会和民众的抗危机能力；另一方面，又可把在社会动员工作中了解到的民众需求及政策建议等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了解民情、发现问题，降低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减少矛盾。

　　3.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从而控制和战胜危机。单靠政府的资源和努力是无法应对特大危机的，控制和消除危机需要动员各方面的资源，这种动员不急要借助于政治动员，更需要社会的自主动员。

　　第三，思路转型：由“重视危机处理动员”到重视“危机管理动员”

　　1.党和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必须接受良好的危机教育，了解危机的内涵、类别、特征、发生规律、消极影响以及应对危机的一般经验和非常规决策知识等。中央部门的党政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相当的紧急决策水平和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危机发生时能够领导掌握社会全局、综合协调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共度危机；地方各级工作人员应更多掌握危机管理的应用措施，临危不乱，积极开展工作。

　　2.大力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民众掌握了防范各种常见危机灾害的基本知识、技能和规律，能使他们临危不乱，进行有效地自我救助和互助，形成广泛动员、全民参与、共同应对的良好氛围，同时降低危机损失应对成本，保持社会稳定大局。

　　3.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在危机预防方面，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危机事件的解决并非意味着危机管理的结束，如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结束后，大规模的重建修复工作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党和国家还应重视构建危及善后管理系统，重视危机后的心理修复，对危机的结果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把危机作为一次社会进步的转机。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作者简介：闫建秀（1986― ），女，，汉族，河北省；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向；孙娜（1986― ），女，汉族，河北省；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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