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及其对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117-05

　　社会网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很难说社会网理论是从城市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理论，但相关的大量实证成果都来自对城市的研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是社会网理论的主体组成部分。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兴起于现代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从网络角度反映出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我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有意义。

　　一、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关注城市个人关系网络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就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社区联系往往超出实际界限，主观划定的社区不能真正反映现实，他们由此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小渔村、家庭等社会单位。初期的社会网络研究主要是用于小群体，后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

　　在社会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工业化引发的大规模城市化使社会学家将关注点集中于城市，其中，城市人际关系解组是当时社会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城市化进程使陌生人定居在偶尔相遇的聚集地，加之受现代主义理性牢笼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影响，现代都市生活盛行一种消解情感、疏离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社区的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和归属感减弱。研究人员担心移民在离开原住地后，会在大城市中陷入孤立和绝望的境地。然而20世纪中叶英国人类学家对城市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不但在新的城市中找到了紧密的支持性联系，而且他们同故乡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城市移民具有由乡村部落、居住地和工作地组成的复杂的支持性网络，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也不再局限于邻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域对于人们交往的限制越来越小，当代城市居民不再完全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或亲属群体的成员，而是众多的、特殊化的、以兴趣为基础的社区成员。社会网络研究者认为如果将人际关系放在一个有限的城市邻里地域中，会错误地宣称城市居民处于隔离和孤立的状态，他们开始研究一种网络意义上的，以个体为中心的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劳曼、韦尔曼、费希尔等一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关个人网络的研究。以韦尔曼为代表的研究发现，城市人际关系具有非地域和稀疏密度的特点，网络一部分由亲属组成，他们的关系是紧密联系性和广泛支持性的，一部分由朋友、邻居和同事组成，他们的关系是松散联系的、伙伴式的、特殊化支持的，也是与其他社会圈子相关的。其后，学者们又将个人网络与社会支持、求职、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获得、社会问题讨论等方面联系起来。美国学者格兰若维特根据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的不同，将关系分为强弱不同的类别。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出强关系，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群体成员相似性较高，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分布广泛，可以跨越社会界限去传递和获得信息。格兰若维特进一步指出，在寻找工作中，能充当信息?虻谋囟ㄊ侨豕叵怠Ｃ兰?华裔社会学家林南通过对格兰若维特“弱关系”的拓展与修正，发展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其核心意义是：社会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组合，弱关系的作用是将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真正促进人们地位流动的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可以运用的其他人的资源，即社会资源。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来的，他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联系，它们有助于个人目标的达成且获得回报。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柯尔曼在此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与社会团体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指出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社会资本就越大。社会讨论网是个人主体网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由美国社会学家博特于1984年设计，博特认为每一个人都会与特定的对象讨论重要问题，这个由讨论对象组成的社会网就构成了个体的讨论网。

　　二、 城市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观

　　在社会学者看来，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从而分化出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社会群体，城市社会就是不同人口分工协作的结果。城市社会关系的形成方式即城市社会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而社会关系的形成源自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网络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结构型视角。这种研究视角遵循如下基本假定：

　　行动者及其行动被视为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单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是资源传递的渠道；个体的网络结构情况对行动者提供机会或约束，并转化为行动者之间持久的互动模式。

　　根据这种研究预设，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形成了特定的分析范式：首先，社会是由网络而不是群体构成。人们因为资源的交换、依赖、竞争和联合结成关系网络，整个城市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其次，网络关系及其潜在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城市社会网络不仅影响着微观互动，同时也为网络成员提供了接近其他人的机会，网络成员运用直接或间接联系去涉取资源。关系网络影响着资源、信息、财富的获得，一个人实际占有的资源并不是全部，他还可以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亲戚或者朋友那里获得工作和生活资源，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并不一定拥有较少的资源。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资源的涉取能力。再次，规范产生于社会网络系统。网络关系为人们行动提供了限制和机会，条件是人们展开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根据自己的位置生产着社会规范，从而适应宏观的社会系统。 　　城市社会网络分析范式为人们分析城市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或出发点，正如社会网络分析的领军人物马克?格拉诺维特指出，网络分析按照具体的实体，如个人、群体和组织中的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和组织表现。网络结构观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地位结构观的不足。这并非说地位结构观是错误的，“但仅仅从这一点考察社会结构具有片面性，又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理论误导。”[1]地位结构观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或是以拥有的财富、权力、声望等要素，将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划分为不同类别。当城市社会是由多种社会网络成员资格的人们交叉形成的复杂系统时，基于对有界限群体的描述会使得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这种类型或范畴的分析将每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看作独立的单位，关注个体所具有的社会与经济属性，把每个成员的特征聚集起来当作群体的特征，这种类别分析没有考虑到个体背后隐藏的结构关系，即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假定具有相同属性和范畴的个体会按照相同或类似的方式行事，在最终意义上，属性分析是心理学的和唯意志论的。网络结构观则从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性质，诸如亲属、朋友或熟人，关系强度，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以及网络的规模特征出发来认识个体在社会结构的位置。网络结构是一种依赖型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关系的位置和网络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并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者集中分析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排除了心理动机，把态度和规范看作位置的结果而非原因。因而，集中探讨关系的网络结构分析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色。

　　三、我国的城市社会网络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交往联系，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林楠主持的“天津城市居民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蔡禾对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意向研究，阮丹青、周路等人对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的分析，张文宏对城市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等等。随着社会网络理论影响的扩大，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涉及社区社会网、农民工、虚拟社区社会网络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总结了我国现代城市社会网络的状态和特征，例如，张文宏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核心。在亲属网络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个人的整体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2]。而对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的社会支持关系很少，社会讨论关系更少，他们的交流主要发生在流动带来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之间[3]。

　　我国学者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交往机会与限制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关系强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解释效力，并依据中国现实修正了西方的社会网络理论，建立起切合我国实际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社会网络与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为例，边燕杰、张文宏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指出，在计划体制下，社会网络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心仪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期，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4]。随着劳动力配置市场化的不断凸显，流动者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人情，这预示着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可能比较发达，而劳资双方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人情网络或强关系来补充[5]。

　　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又发展了本土的“差序格局”理论。社会学家?M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6]学者们不但验证了差序格局的存在，同时揭示了差序格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变化。李沛良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差序格局”中的“利益”倾向日益明显，“差序”关系呈现某种“情感加利益”的混合，出现了“工具性差序格局”。孙立平在此基础上更是认为传统“差序格局”不仅仅是一种人伦模式，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格局，其分配模式主要沿着血缘与地缘关系展开，这也是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6]。因此，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中蕴涵着伦理、情感与利益三种要素[7]。

　　四、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成果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因此在城市中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人们适应城市社会的本质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面临多族群和多文化的移入，城市人的相互适应与整合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社会关系如何被个体性和生活共性共同塑造？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对此的回应不是提供一个固定程式或明确答案，而是围绕一些核心概念、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策略，创造一种分析工具或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城市社会关系，揭示了在宏观社会变迁影响下的个体交往状况以及城市社会整体的网络结构。这成为我国城市社会治理重要参考。

　　通过研究人口聚集区（城市、城镇、社区）探寻社会规律，进而指出社会问题的症结，这是社会学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在工业化社会中，城市是一个经济单位，然而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愿意将城市看作是一个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构成的社群。如前文所述，个人的社交能力和交往范围决定着个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获取资源的能力，这是认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方法，同时也为我国社会规范的制定以及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一种网络的视角。 　　传统社会暗含着社会结构的起源。西方学者在研究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失序问题时，有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结，他们回头对传统社会加以探索，以期寻找提炼现代复杂社会关系模式的思考基础。例如，滕尼斯将传统社会亲密的生活状态定义为“社区”，迪尔凯姆则称之为“有机团结”，以期从传统社会中寻找有机团结的根源。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村时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也成为理解当代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参考。目前，我国学界对差序格局阐述最多的就是社会网络研究，网络研究者们以“差序格局”来审视城市居民的交往、讨论、支持等领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我国城市的社会关系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和培育社会资本。这里讲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和集体为中心，而非以个人为中心。这种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群体的规范、价值观或信任。社区居民的交往会产生社会资本，这种集体规范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并使整个社会的整体生活状况得到提高。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社区仍然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虽然居民从社区中获得的谈心、咨询等精神性社会支持较少，但居民仍然可以从社区中获得工具性和陪伴性的社会支持[8]。这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实际参考，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依托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络培育社会资本，同时了解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行为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的内容。

　　五、结语

　　城市社会网络是源自西方的理论，由于人们的实际交往要受到自然存在的血缘、地缘的限制，特定区域的社会规范也会影响着网络的形成，因此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议题都有一个重要的“本土聚焦”。李沛良曾经将我国的实证研究分为“依附性”和“适切性”研究。前者是验证西方的概念和命题，后者是建构具有当地特质的概念与命题，也即是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我国学者在城市社会网络本土化方面已经做了积极的探索，如李沛良关于市民“工具性差序格局”的研究，边燕杰用“拜年网”和“吃喝网”来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社会资本。作为相异于地位结构观的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我国的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应当发展出相关的理论，与此预期不同的是，截至目前，我国社会网络研究还没有发展出类似于“差序格局”那样被社会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这是社会网络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植根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社会网络进行研究，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关系提供了扎实的资料，还为作为一门国际性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贡献一份中国学者的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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