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特殊性

　　作者简介：龙翠芳，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遵义师范学院马列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民族地区社会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175-02

　　西南民族地区指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这里民族种类众多、自然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多样。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社会结构、民族成分、地理位置较为特殊的地区，呈现出民族性、地域性、乡土性的特点。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大众性、主流性、客观性、普遍性、特殊性、持久性。社会问题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时代不同，社会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现阶段，我国常见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生态问题等。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酿造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经济发展的趋同性使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与全国相比较，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表现为：民族问题、贫困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宗教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有与全国社会问题普遍性的社会背景，同时还具有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一、普遍性的社会背景

　　（一）社会变迁

　　当前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向城市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由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使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不断增多并呈现多元化。随户籍制度约束力的逐渐减弱，迫于生存和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的环境，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与迁移大量涌现。西南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引发的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融合在一起，增加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难度。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社会文化等在农村――城市，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往返循环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社会变迁导致民族文化变迁，民族地区在转型环境中面临传统文化与变迁文化，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博弈较量，而少数民族人口在捍卫本民族文化与吸收外来民族文化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的支点，导致的结果是难以取舍和无所适从，无形增加了他们的民族心理成本。

　　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利益至上、功利性突出、道德沦丧等问题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凸显，进一步阻碍民族团结与社会整合。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型的过程，个人意识日渐浓厚，集体意识相对淡薄，相应地，人们同社会维系起来的纽带也日益从共同的信仰与情感转变为劳动分工，为了欲望而产生的“失范”现象层出不穷。而民族地区是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始终是并存的，由社会变迁导致社会解组与社会失范问题时有发生，由此引发制度性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问题、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等，以及个人社会问题与偏差行为，如“临时夫妻”、犯罪问题、吸毒问题等的产生。因此，有效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转型对接与联动机制的建立是社会变迁环境中尤其需要思考的课题。

　　（二）西部大开发

　　为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国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民族地区也加大了扶贫开发的力度。总体上说，国家对西部地区人、财、物力的大量投入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较快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水就修水电站、有矿山就开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战略的思路和方法存在问题，主要是没有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没有尊重民族历史和文化，开展全国“一刀切”扶贫开发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始终没有实现“输血”模式向“造血”模式的转变。目前政府体制内扶贫、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扶贫或HGO项目扶贫普遍以“乡镇+村干+大户”的扶贫模式在开展，典型抓好了，但整个村庄仍没有脱贫，原因在于扶贫开发的理念错误，立足大户而不是整体村庄的发展理念只会让少数人富裕，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加剧基层民众的矛盾，引发更多的危害社会稳定的问题。另一原因是没有建立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缺乏可持续的制度空间，尤其是监督机制和实施机制，对项目的实施缺少评估和反馈的工作环节。

　　西南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不完善，社会建设总体落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理性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解决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前提。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前提，民为邦本，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实现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则需要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和健全。 　　（三） 城市化与市场经济

　　城市化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的未来走向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城市化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摆脱无序状态，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仍无法解决。全国大、中、小城市普遍依靠政府主导，以牺牲农民工和郊区农民的利益作为代价，民族文化正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日益变得萎缩，这不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结果是农民进城却融不进城市，即使在城市有了安身之所却没有安身之本，始终受二元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长期“计划”安排的影响。城市化与市场化脱轨，农村土地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民没有土地使用和买卖的自主权，迫于生存的压力，被动进城，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城市生活却没能改变乡下人的命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更加突出，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不断走向市场，面临受剥夺和破坏的困境，而当地人民精神生活和道德风尚却在日益宽裕的物质生活中变贫瘠。商品市场化的的观念逐渐蔓延到农村。物质财富增长，精神文明溃乏;“金钱主义”、“炫富主义”思想膨胀，恋爱、婚姻、性受传统道德的力量的约束消减。农村出现信仰危机，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汇成一股无法扭转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道德底线在金钱面前如此脆弱，过度扩张的市场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文明建设却严重滞后。民族地区曾今是一片净土，如今谁来还原她的山青水秀和纯洁朴实。

　　西南民族地区是劳动力输出较多的地区，在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中，要妥善解决好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关系，流出人口与流入人口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需要进行周密的顶层设计。

　　二、特殊背景

　　（一）区域特点维度

　　西南民族地区以山地、丘陵和高原为主，平原少，地形较为复杂，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形成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方式多样与崎岖复杂的地形环境有关。各地区被分隔成众多相互隔绝、封闭性极强的区域空间，导致各地区民族分化容易、融合同化较难，各民族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跨地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对困难。崎岖复杂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延缓了该地区民族间相互融合与同化的进程。

　　西南民族地区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社会问题是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核心，解决好农村社会问题是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关键。民族地区农村受地处偏远和人才缺乏、思维陈旧、习惯落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与民族地区的城市以及非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有些地方成为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西南民族地区地处横断山区，是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海拔落差大，水土流失严重，相比其他地区而言，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民族人口生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我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屏障。农村环境、农业经济、农民生活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民族地区农村普遍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林业和狩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大，民族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四川、重庆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云南、西藏、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好，西藏自治区因有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收入水平高于贵州民族地区。

　　（二）民族特点维度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分布有傣族、布依族、侗族、阿昌族、纳西族、白族、苗族、哈尼族、藏族、基诺族、独龙族、傈僳族、水族、土家族、仡佬族、彝族、羌族、门巴族、怒族等少数民族。西藏是民族自治区，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并且这两个省还居住有21个跨境民族，容易发生民族问题与边境领土争端事件。四川、贵州、重庆都分布有数量较多的民族。整个西南民族地区民族种类多，民族文化多种多样，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各有差异，如贵州黔东南州侗族女子婚后的“不落夫家”旧俗，容易引起婚姻家庭的矛盾。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南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也是影响民族融合和同化的阻力。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着血缘世袭、长子继承，按辈份大小和血缘亲疏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宗法观念的不同也经常引起父代和子代的宗法之争。血缘是联系家族人口的纽带，为维护家族利益，各家族相互之间的争斗事件时有发生。很多少数民族还有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习俗，祭祀频繁，禁忌较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曾多次有“客民”大量涌入西南地区，更有众多“犯人”流放于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等人为因素所造成民族隔离与分化加深了当前的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缺乏认同，此种局面无疑会阻碍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西南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其独特社会生态滋养的结果，离开这片土壤，将会使民族文化失去民族性，失去生命力。

　　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根本宗旨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少数民族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分析并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社会问题应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研究民族地区地域性特点和民族性特点是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出发点。因此，从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发挥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凝聚和教育功能，注重民族文化在解决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协调作用，建立民族文化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机制是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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