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涂尔干关于社会秩序的理论之对比

　　在韦伯看来，社会秩序是由种社会力量一起来平衡的，他通过研究得出了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组合。

　　从构建社会秩序元素单元来说，韦伯提出了社会关系和分组。社会关系包括合作和冲突，而社会关系可分为经济状态，社会（狭义）状态和党派。他们都影响着人的社会行为，从而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或社会冲突。

　　韦伯（1968）还认为，“社会秩序”通过习俗，领袖，或合法性来稳定，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秩序类型：一是以习俗为基础的传统型秩序，其习俗是约定俗成的，社会成员往往耳濡目染，不假思索即可遵守;二是卡里斯马型秩序，即是领袖魅力型秩序，这种统治主要以先知、领袖的魅力来维持统治，但往往随着杰出领袖的去世而逐渐失去凝聚力;第三种是法理型秩序，主要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社会成员即便在没有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依然需要自觉或被逼地遵循法律法规。

　　与多种社会力量合作不同的是，涂尔干（2014）认为，社会分工的程度决定了以社会关系（即是社会团结）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具体可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机械团结发生在相对较小的社会团体。这种团结中的成员拥有高度相似的职责和价值观，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良知和集体感;触犯这种集体感的人则被定义为需要受到严厉处罚的“罪犯”。换句话说，社会秩序通过社会道德和压制性法律制裁来实现。有机团结总是出现在更大的社会团体中。这种社会结构拥有较先进的分工，其中的个体亦拥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个体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团结的基础。社会秩序不再通过惩罚“罪犯”来维持，而是通过复原型法律来维护。复原型法律涂尔干（2014）同时强调，虽然有机团结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更多、联系更多，但分工之间任何一个失效的衔接都会导致社会的瘫痪。

　　更具体地说，涂尔干（2014）认为团结的来源，更多的是道德和宗教。他说（2014），道德是一切团结的来源，其关键特性是宗教的传承和仪式。集体的宗教仪式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情感能量，从而增强了集体意识，最终产生社会团结。

　　韦伯和涂尔干关于社会秩序的理论有很多差异和相似之处。总体来说，韦伯（1968）将多种社会力量间的相互角力作为分析社会秩序的基础元素。所以，他更担心社会统治的维护，动荡以及变迁。相比之下，涂尔干认为人类个体和社会需要监管和集合。因而社会秩序是自然而然形成，且在配合社会分工发展的。

　　具体来说，尽管韦伯有关社会秩序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上，他仍然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应是个人的社会行为，这种观点正是源于韦伯偏向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涂尔干反对简化论，强调社会拥有一些强大的和令人振奋的力量，能够使得个人忘记自己的利益、产生利他行为。换句话说，韦伯从社会机构开展研究，而涂尔干更关注结构研究。不过一旦进入详细研究时两种理论变得更加相似。此外，两人澄清的是不同阶段的社会秩序，涂尔干的理论是基于纵向时间基础上的研究，而韦伯的理论是在横向时间基础上的研究。两人的研究，覆盖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的社会秩序。此外，涂尔干强调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而韦伯则强调新教资本主义维护着社会秩序。

　　另外，涂尔干强调道德和道德纽带，这在韦伯的理论中被视为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是其理论中的次要关注点。这是因为韦伯更加关注人类的理性，而涂尔干则相对唯心化。

　　但如前所述，这两个理论在考虑研究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例如，涂尔干强调道德传承和宗教仪式，这与韦伯的习俗观理论非常相似。此外，在韦伯的思想中公约的力量可以解释涂尔干理论中的集体意识。一句话，似乎他们只是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语言方式描述着同样的事情。

　　对笔者来说，这两个理论都有优势和不足。

　　首先，涂尔干强调社区的作用，他认为个人一旦进入联合社团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同于涂尔干的想法，我认为，个人是自利的，即使自己加入社团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独立利益。此外，集体意识由个人想法的集成，个人就应该存在影响社团的力量。总之，考虑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多维思维比单向思维更具有先进性。

　　毫无疑问，韦伯的观点也有一些不足。比如，他总是侧重于个人的理性，忽视情感因素，而实际上情感往往是一个个人行动的重要动机。我同意涂尔干来回“反馈”的社会潮流具有强大的社会强制力的理论观点。因此，我认为韦伯的理论中加入更多的情感元素将会更好。

　　总之，尽管涂尔干和韦伯给出了非凡的社会秩序理论，我认为应该把韦伯强调多维思维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涂尔干的强调道德规范的理论放在一起研究，以便于更全面的理解社会秩序。

　　一个好的理论应该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笔者在下文中将韦伯与涂尔干的理论应用到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秩序变化中。

　　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变化，涂尔干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根据他的学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正在迅速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型，分工不同的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到中国社会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与此同时道德观似乎迷失在快速变化的经济改革中。

　　古代中国有一个强大的道德传承，或叫做宗教，那就是用儒家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理念取代儒家思想，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理念逐渐失去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威，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此外，现在人们更多的认可科学，宗教仪式和道德的传承逐渐被削弱。因此，很明显，在今天的中国呈现出社会秩序的下降和社会的“反常状态（Anomie）”。不幸的是，涂尔干没有给出如何重建道德关系的建议，而这或许可以作为后世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而根据韦伯的理论，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后社会秩序的转型似乎非常复杂。如前所述，1949年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习俗和传统的力量逐渐削弱;在毛泽东时期，主要靠个人魅力权威维护社会秩序，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经济改革之后，中国遇到了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从个人魅力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开始转变成法理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然而，现行法律系统是不完善和个人自由裁量权的相对扩大，造成经济改革后的中国没有权威性的法律体系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社会秩序似乎在下降。然而，相对社会秩序的下降而言，目前法律体系发展完善速度还是很快的。因此，用韦伯的多元理论和多为理论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答案。

　　总之，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是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韦伯关注社会关系和习俗控制的分组控制及合法性，涂尔干则更多的关注基于道德和宗教基础的团结一致。将这两种理论应用于现代中国的过渡实证例子，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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