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局对现下社会的观照

　　近日拜读方志远教授的《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等文章，对明朝百年来的兴荣衰败及时局趋势有了一定的深层次了解，并且引起了强烈共鸣和对现下社会问题的思考，笔者非常同意方志远教授在《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一文中的观点，即“作为青年学者，需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否则就进入不了学术。但在学术的道路上，又必须逐渐加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文的关怀。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发展提供历史借鉴”①，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总能在过往的故事中找到对现下生活的观照，这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该秉持的基本素养，源从历史，惠及当代。

　　明朝在经过太祖“重典”，成祖“靖难”及短暂的“仁宣之治”后逐渐由冷峻严酷过渡到自由奔放，在这期间，逐步形成了仕途、财富、文化相并存的社会价值标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的价值尺度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积累，国家升平日久，人们也从原先的温饱问题更加快速地转向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万历年间大批涌现的“传奉官”阶层便是由于上层统治者为追求更好更高的精神娱乐及生活享受而催生的，自此，农虽仍为国之本，但是长技之人的突受重视，不能不让人们羡慕，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文人、术士、番僧、工匠等找到了一条更加便捷的入仕之途，加速了明朝中后期社会财富及文化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的累积对于一个朝代来说固然是富庶、强大的象征，但是物极必反，长期的安逸与过度繁荣，便催生了奢侈与腐败，继而是思想的大解放，人心的涣散和冷漠，人们不再关心受灾地区的状况，不再响应国家赈灾的号召，不再愿意用多余的财富来交换所谓的“冠带荣身”，国家权力伦于被肆意出售以换取财富却被人不屑一顾的境地，对朝廷这种奢侈成风、穷奢极欲的做法，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危险所在，并公然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与之分庭抗礼，但是文人最大的缺陷便是意气用事，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脾性相投者，亲之爱之、互相标榜;一言不合，或怒目相视、恶语相加”②，情绪来时抨击时政，慷慨激昂，平静时则以“山人”处之，煮酒品茗，吟诗作画，过着自己的小圈子生活，进可居庙堂，退可守山野，他们似乎永远是舆论的引导者，在发现问题时，义正言辞、宏篇大论一番，继而扬长而去，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和那些从未被真正解决的问题。

　　对照现下的社会生活，明朝中晚期的时局发展状况，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借鉴。同样是处在一个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物质生活极度繁荣，看似蒸蒸日上，背后却隐藏着无数弊病顽疾。当代也同晚明一样，有着多种并存的社会价值标准，人们不再单一靠读书来品评成功与否，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本就是一件好事，社会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这极度的快速的发展，是不是会像气球一样，在膨胀到最大时便怦然破裂，连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明朝的极度繁荣带来的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奢侈生活的追求以及价值观的功利化，正如同现世一般，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没有更好的措施能真正保证弱者的权益，贫富差距也不是在“捐赠”中就会自然消失。现下许多人都对弱者怀有无比的同情，但是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分享于他们，遇灾荒，虽说响应国家号召捐衣捐物的不在少数，但有几个人不会将这种行为看做是“怜悯”，而是一份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在现代人身上随处可见，国家虽也似明朝政府一般，通过国家行为来表彰个人、树立典型，但是这终究不是一条根本之道，道义的约束在社会财富的追求面前，还是显得有些“人微言轻”。

　　明朝便是在一个极度膨胀后轰然倒塌，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的背后必定会存在针尖一般尖锐的问题，当这“繁荣”的气球被吹的足够大时，也便是触碰到这针尖之时。晚明的政局昏暗，上行下效，穷奢极欲，奢侈腐败，宦官专权，这些都是“针尖”，所谓的“山人”虽对这些问题洞若观火，但是“不作为”的自恃清高，也终究使明朝葬送在这纸醉金迷中。今天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人人都能分析的头头是道，甚至于有时在私下里愤世嫉俗，发表宏篇大论，但是真正济世之才又有几人？大多数人还不是如同晚明“山人”一般“追求的是感觉上的痛快和率性，缺乏的是理性上的冷静和淡定，尤其缺乏坚忍不拔和大局意识”，他们引领舆论，却从不对结果负责，就如同现在的许多“意见领袖”，将社会问题抨击的鞭辟入里，慷慨激昂，民众亦跟随其指引，这便会造成一股难以控制的洪流，加之社会成员对于责任的冷漠，都成为了社会问题的旁观者，久而久之，民众视其是非为是非，国家也就涣散不齐，民众亦将成为洪水猛兽。

　　总观这些文章，确实能为现世的社会提供一些观照，一则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警惕过度繁荣背后的危机;二则是对社会成员的正确引导，在追求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仍然不忘社会责任的承担;三则是国家意识的培养，社会问题的发现与“作为”并驾齐驱，提供世人可参与“国家作为”的平台;四则是文人集团等“意见领袖”的正确引导，不仅需要他们“发声”，更需要他们“作为”，使之融入到更加包容大气的文化氛围，而不是沉浸在意气用事的小团体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历史的相似中寻求相似的社会疾病，也何尝不是一种治国明理的方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与任务，也是历史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注释：

　　①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5）

　　②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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