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笔下的琉球社会

　　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为中国东南海上的一个岛国。中国与其来往始于何时，尚难于定断。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遣杨载诏谕琉球，中山王（当时琉球分为中山、山南、山北三个小国）察度遣其弟泰期奉表入贡，中琉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中国对其册封始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遣行人时中赴琉球吊祭察度，“赙以布帛，遂诏武宁袭爵”[1]。到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作为中琉历史上第十一次册封的使臣出使琉球。

　　陈侃，字应和，浙江省鄞县人，弘治二年（1489）生，嘉靖五年（1526）进士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十一年（1532）升吏科左给事中出使琉球。[2]“使琉球，与使他国不同。安南、朝鲜之使，开读诏敕之后，使事毕矣。陆路可行，已事遄返，不过信宿。”琉球在海外，册封使要候南风而发、候北风而归，这使陈侃有充足的时间深入了解琉球社会，“因待风坐三月而后行，无所事事，因得访其山川、风俗、人物、起居之详，杜撰数言，遂成一录”，此录即为传世的《使琉球录》。虽然陈侃出使前明朝对琉球已有十次册封，但均无使录流传。陈侃只好认真阅读了《一统志》、《星槎胜览》等书籍，出使后发现诸多记载与事实不符，“凡载琉球事者，询之百无一实”，于是以按语的形式，对其订正。如《集事渊海》记载：“琉球，与泉州之岛曰彭湖者，烟火相望”。陈侃指出：“琉球去彭湖不下数千里，山川出云，蜃气作雾。则光景且伏矣，烟火可得而相望乎。”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琉球社会的模糊认识，此书对其后的册封使也有很大的帮助，郭汝霖道“首访是录，如获梯航”，“惟录是据”[3]。书中记载的内容丰富翔实，从政治制度到经济贸易，从社会风俗到文化教育，不一而足，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琉球社会。

　　一、政治制度

　　陈侃对琉球社会政治制度的记载相对简略，仅有官制、俸禄制度和律法的记载。“王之下则王亲，尊而不与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钱?也；次耳目之官，司访问也，此皆土官而为武职者也。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则专司朝贡之事，设有定员而为文职者也。”可知，当时琉球官职的设置相对简单，侧面反映出其“政令简便”的局面。职官实行俸禄制度，“王及臣民各分土以为禄食，上下不交征”，“各食分土”。律法是琉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陈侃的记载来看，琉球国虽小，但律法甚严，“凡有窃物者即加以劓?之刑，人谁敢犯”。关于兵制，陈侃并无提及，这主要是因为册封使到琉球时多为和平的环境，仅看到王宫的侍卫和典式中的礼仪士兵，对琉球的兵制了解不多。但对琉球的兵器则略有记载“所用兵器，如刀剑、弓矢之类，亦严利劲直。弓稍长，如握檐，射则树于地而两手弯之，矢可至二百步许。盔甲制以皮革，进退节以金鼓。”可见，当时士兵用的装备较为原始、简单。

　　二、经济贸易

　　琉球国处在海中，自然资料匮乏。农业方面，土地贫瘠，“厥日沙砾，不肥饶，是以五?虽生，而不见其繁硕也”；物产稀缺，“无斗镂树，亦无胡椒”，“无熊、罴、豺狼、虎、豹等猛兽”，“不畜犬，亦鲜鹅、鸭，莺、燕、鹳、鹊之族俱无。”这在后来使录中也多有提及，郭汝霖记：琉球“多沙石，山亦崆峒，土薄瘠，物产牛羊鸡豚之类多瘦削而不堪用。”[4]

　　商业贸易方面，陈侃对其的评价是：“地无贸殖，是以商贾不通。”琉球资源贫乏，物产稀少，许多进贡明朝的物品如胡椒、苏木、香料等都是向东南亚诸国购买而来的。如正统六年（1441），“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5]弘治十七年（1504），“琉球国遣人往满剌加国收买贡物，遭风未回，致失二年一贡之期”[6]。但是否真的“商贾不通”呢？其实自中琉建交以来，琉球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政府为帮助其来朝贡，派出善操舟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仅从《使琉球录》中，我们便可窥视琉球与他国贸易的痕迹，“其南番酒，则出自暹罗”；“通国贸易，惟用日本所铸铜钱”；“至于苏木、胡椒等物，皆经岁易自暹罗、日本者。”据朝鲜领议政申叔舟1471年撰写的《海东诸国记》道：琉球“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我国，日本、南蛮商舶亦集其国都海浦，国人为罢肆，浦边互市”。[7]《明实录》也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漳州人陈贵等私驾大舡下海通番，至琉球，为其国长史通事蔡廷美等招引入港，适遇潮阳海船，争利，互相杀伤”。[8]可见，当时琉球不仅到别国贸易，还有中国、日本的商船到琉球通商。因此笔者认为，陈侃对于琉球对外贸易状况的记载欠准确。

　　手工业方面，陈侃记载了制陶、酿酒、纺织三方面。琉球国陶瓷制造业落后，所以陈侃直言“人不善陶”。造酒“则以水渍米，越宿令妇人口嚼、手槎取汁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酿，亦非美姬含米所制。”这里陈侃记载的比较含糊，妇人不过把米嚼数口，并非全程均嚼米，其后出使的夏子阳记载：“然初酿时，必妇人将米先嚼数口而后继之以椿米之末，传谓始自女神所制，帮取类如此”。[9]琉球的纺织工艺落后，唯有麻纺织品，“红女织衽，惟事麻缕”，这种情况持续到清康熙年间仍没多大的改观。

　　三、社会风俗

　　（一）生活起居：饮食起居是琉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侃对其记载极为丰富。服饰方面，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衣则大袖宽博”。服饰与民族也有密切的联系，有琉球人与汉人之分，琉球“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但结髻于首之右。凡有职者，簪一金簪；汉人之裔，髻则结于发之中。”受等级制度的影响，其服饰以颜色来区别身份的高低，琉球与汉人“俱以色布缠其首，黄者贵、红者次之、青丝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而“足则无贵贱，皆着草履”。陈侃对琉球妇女的装扮的记载最为细致，妇人“以墨黥手，为花草、鸟兽之形，而首足反无饰。髻如童子之角总于后，而簪珥不加”，“其贵家大族之妻，出入则戴箬笠……俱无布帽、毛衣、螺佩之饰。”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上琉球妇女的穿着头饰等。饮食方面，尽管琉球“多野马、牛、豕”，但因资源贫乏，百姓生活艰辛，出现了“牲虽贱，人有终岁不获食者”的现象。 　　建筑方面，陈侃对宫庭建筑、民居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无论宫庭还是民居，都比较朴素，宫庭“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兽以为奇”。但也有体现人工设计和自然风光的结合，“王之宫室，建于山巅……门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龙口中喷出，名曰瑞泉。”除此之外，宫庭建筑还与风水有关，“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间、向西者七间；以南者旧制不利于风水，反以西者为正殿。”民间建筑较为简陋，“富室贵家，仅有瓦屋二、三间；其余则茅茨、土阶，不胜风雨飘摇之患。”出行方面，琉球是一个守礼之邦，国王出入“乘肩舆，非木兽；以十六人扛之。伞盖，用五色。从者数百人，鼓吹导前，戈矛拥后；乃以土珠小团扇四柄、贴金葫芦一对为仪卫”；而贵家大族之妻出入“则戴箬笠，坐于马上，女仆三、四从之”。

　　（二）宗教信仰：琉球“俗畏神，神皆以妇人为尸；凡经二夫者，则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则哨聚而来；王率世子及陪臣，皆顿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国人凡欲谋为不善，神即夜以告王，王就擒之。”从记载来看，琉球人信奉女神，神职主要由女性担任，而且其对琉球国的政治影响很大，是国家安全的保护神。而佛教自13世纪传入琉球，到嘉靖年间已佛寺林立。陈侃记曰：“夷俗尚佛”。佛寺成了除王宫之外，琉球最重要的建筑，“寺在王宫左右，不得轻易往来。有曰天界寺、有曰圆觉寺，此最巨者；余小寺不暇记。二寺山门、殿宇弘敞壮丽，亚于王宫。正殿五间，中供佛像一座，左右皆藏经数千卷。”

　　四、文化教育

　　琉球国有自己的文字，《使琉球录》中收录了り、に、き等45个文字，在《夷语附》一节，陈侃用汉字注明其发音，如“山”读作“牙马奴”，“鸡”读作“它立”。以此推测，当时琉球国民间主要讲古日语、书写古日文。虽然琉球有自己的文字，却没有自己的书籍，“国无典籍”，所以难以追述其历史。教育方面，琉球国重视人才培养，为适应与中国交往的需要，学习汉字的人很多，“陪臣子弟与凡民之俊秀者，则令习读中国书，以储他日长史通事之”，其他人则“从倭僧学书番字”。琉球国还选派学业优秀者赴中国留学，如蔡廷美、郑赋、梁梓等“曾北学中国授业名儒，今皆补为长史、都通事等官。”这些学成回国的留学生通常都得到琉球国王的重用，他们在传播汉文化，治理国政，加强中琉间的关系等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固然，书中反映的并非琉球社会的全部，因居留时间有限、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陈侃也不可能全面观察到各个方面，但《使琉球录》仍是琉球社会的真实写照。况且书中所记内容大部分为陈侃的亲身经历，“凡道途山川风俗人物之实、起居日用饮食之细，皆得诸耳目之所亲究”，真实性较大。因此透过《使琉球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真实的琉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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