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古代传统文化的社会管理差异

　　传统农耕文明下，自然经济形态是中西传统社会政治管理体系运行的支撑力量，这就造就了其政治统治对土地资源的极大依赖性，即土地政治的特性。土地资源成为国家社会的优势资源，左右着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因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1]。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等差异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中西传统社会国家统治下政治结构及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的不同，这彰显着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同时，这亦是长期历史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中西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形成了各自差异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西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就了中西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国家统治发展道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气候决定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延伸，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继的诸多学者如亨廷顿等对此进行了有限的反驳与修正，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俗语即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艺术等诸多文明发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犹如黄河与长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覆盖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黄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继而折向南，最后迤东而流。长江经西南边疆云贵高原的深山峡谷，汇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峡过广阔的平原，他们最终都进入了广袤的大洋。黄河造就了中国文明天玄地黄的性格，长江却是一种一种婉约的柔美，使得中国文明呈现多元的格局与气象。中国文明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发端，即中原地区，融入长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本质进行研究时提出“治水国家说”，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以满足及适应农耕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文明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批评。近年来，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概念置换，而形成时下的风潮的“水利社会”研究。生长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确实与“水”息息相关。黄河从黄土高原迤丽而东，在黄淮海平原泛滥成灾，数次改道，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深深的映入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明孕育的传统王朝帝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此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为保证农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国末年黄河决堤帝国中央政府即动员百万民工筑堤。中国文明所构建的王朝帝国的背面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草原走廊，生长于这个地带的游牧族群在长时段的传统文明发展中与其南部的农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战争冲突是最主要的方式。从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东亚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数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在强盛的统一状态下，往往发动战争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权下，就是所谓的“四夷宾服”。汉唐帝国的对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枢机构对帝国广袤地域的臣民、财力等进行统一调度，汉武帝几次派遣大军出塞，李唐帝国亦如此。再如长城、大运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这些因素及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的合力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帝国中央政府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资源。

　　西方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有迥异的历史风格，西方传统文明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与主体，其政治统治体制为西方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渊源基础。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地，适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平原面积狭小，土壤较为贫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本土的粮食产出量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榄油等商品进行粮食交换。其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如大理石、优质陶土及银矿等，沿海地带的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这些条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业及海运事业的发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域关系取代，工商业阶层成为雅典城邦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旧的血缘氏族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的缘故，故其原初国家――城邦的立国理念中有强烈的独立与自由氛围，造就了雅典城邦辉煌的古代奴隶制下的民主的黄金阶段。且希腊-雅典城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离“刚好”合适，可以吸取其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近”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分权-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时期其民主发展达到了顶峰，初将近及司库等职务外，城邦国家的所有政治统治职务面向全社会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雅典文明的因子进行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亦是由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的罗马城邦发展而来的。罗马帝国发展的文明实质还是希腊-雅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政府战争中，罗马城邦一跃而为纳地中海为其内湖的庞大帝国。屋大维于公元27年称第一公民或称元首，实质此时的罗马已为帝国体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对帝国的2世纪危机，在整个礼仪及政治运行中实际用皇帝称号，只不过是屋大维“元首”政治名称的改变而已，其实质不变。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同为中西传统社会的两大帝国，但罗马帝国的“皇帝集权”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仍然保留这原初国家形态――城邦时期的分权政治机构，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称帝后，实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结构制度，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据分裂势力额存在，不过亦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归一强权皇帝的统一下。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传统社会很快被日耳曼等蛮族所瓜分，众多的蛮族王国纷纷建立，经历了1000余年的中世纪至今西方社会不复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都呈现为分权-制衡。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一直彼此争斗不休。与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这导致了二者在实际政府行政管理运行上的迥异。这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合力因素的结果。 　　二、中西传统的社会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表现出了成熟性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专业、完整的官僚队伍和机构。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则主体表现为贵族管理。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向“一切人”开放的政权管理其范围是有限的，即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自东周崩溃后，秦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制得到巩固与完善。秦帝国的大一统昙花一现，完善的任务则由其后的汉帝国继承完成，汉承秦制。隋唐帝国及明清帝国基本承袭前代，只是略有损益罢了。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官僚体系，因为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动摇推翻，最终通过科举制这一形式为王朝帝国政府进行人才选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为三省六部，地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为里甲组织，由村社选举德高望重及财力厚实之人担任领导，形成村民自治组织，为王朝帝国政府征收赋税、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与服务等。中国传统社会行政管理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宗族亦爱某种程度上有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明清两代表现的为尤其明显，这一切都以王朝帝国的皇帝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体制变化，但其总的中央集权结构不改变。

　　西方传统社会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则显得较为简单，其职能亦有限。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民主制度”下选举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如同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接受具有系统专业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罗马帝国时期总体上看其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色彩较为浓厚，因为不断地处于战争中，其行政管理机构亦较为零散，军人主管占据主要地位。中世纪时期，各蛮族王国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国王实质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领主，中世纪的骑士领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庄园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权等权利，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到传统社会的末期，民族君主国家、商人阶层等崛起，民族君主国的国王与商业阶层联合向旧的领主阶层宣战，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现，威尼斯、汉萨同盟等都是。其总的政治行政管理趋势表现为社会资源分配角色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简单，专业化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帝国政府相比较为逊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早熟的特点决定了其行政管理机构及相应的人事配套选拔机制较为完善。在农耕文明状态下，形成土地政治的特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人口基数巨大且繁殖不断呈现几何增长的趋势，农业生产的有限性特点，王朝帝国政府统治稳定的核心是必须保证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生存温饱问题，其中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为农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因为中国属于季风气候，降水不均。还有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亦继位重要。故早在公元前的世纪里即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下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西方传统社会之国家地统治地域相对较为狭小，如希腊-雅典的“小国寡民”城邦，无需过分庞大的管理机构与机制。早期的氏族社会崩溃后由于诸多因素形成的“王权有限”的思想及后来基督教进入与希腊文明融合等，这些因素限制了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扩大，一部分职责则由基督教的教区所代。

　　中国古代在长时段内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官僚制度，随着社会历史及环境的不断变化，呈现为一种不断僵化的趋势，早起中央集权下皇权与相权的分权行为最终被消灭，明清两代宰相制度被取消，建立内内阁，皇权高度集中，特别是清代，内阁成为荣誉虚衔，又设置了南书房、军机处等。这样对社会的压制甚大，整个社会沉浸在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中，精英力量在争斗中被消耗殆尽，当世界面临转型的时候，已无力进行改革，丧失看了汉唐的活力与包容的心态与勇气。而西方传统社会由于历史时期以来一贯的分权制度与思维，导致其国家对民众控制的松散，其传统政治结构不如中国强固，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商人阶层的激烈冲击中被撕裂，建立了一套适应资本运作的政治管理制度，其行政管理制度与体系以商业运行为模式。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鉴古知今是当代的重要任务，过去，现在，未来是连贯发展的，不能割裂。在相互的借鉴比较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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