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选取冯可参《郯城县志》、黄六鸿《福惠全书》、蒲松龄《聊斋志异》节选为材料，描述明末清初，山东郯城县当地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税收，遗产争夺，以及官府和地方势力矛盾与冲突等小而普通的事情。像王氏这样的下层百姓的遭遇在那个年代是不会引起官府和地主的关注，官府关注的只是赋税有没有按时交纳，而地主关注是哪户人家又欠了田租，这些底层人民只是些淹没在大历史中的小角色而已。因此，史景迁一改往日史学精英史的研究，从小人物着手，通过一些普通民众的故事来揭露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这本书共有六章，第一、二、四章对明末清初农村社会的矛盾进行描写，包括土地分配、农民由于超经济负担的赋税而寻求豪门大户的庇护来抗拒国家的税收，地方府衙则通过种种方法与豪门大户争夺税户，以及地方势力与官府的恩怨引起的武装冲突。第三章关注农村妇女寡妇问题，按照当时法律，丈夫死后，若妻子不改嫁，则由儿子继承遗产，为了钻法律的空子，家族中觊觎遗产的人便千方百计的毒害继承人。第五、第六章描写了郯城县村妇王氏的生活，以及她不堪忍受现实而逃跑，最终却落得被处死刑。王氏的例子代表了当时妇女大众的命运。在她们身上，凝结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悲哀。用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映射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本书的精髓。

　　二、 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

　　（一）处于农民阶级的妇女必定承受来自阶级的压迫

　　山东郯城频繁地受到自然灾害、农民起义、政权更迭以及盗匪贼寇的磨难，无钱无权无地位的平民百姓在灾祸面前显得格外孤立无援。而课税徭役繁重、地方恶霸横行、商人趁火打劫、士兵作威作福、地主包揽代理无疑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村女妇女受到更大的剥削，通常农村女性一方面同男性一起分担沉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着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对此书中也有所照应：蒲松龄写到1640年有一次大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一个男的为了生活，就把他的妻子卖给店铺的老板，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可以被丈夫随意买卖，没有人身的自由权。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要和丈夫一起分担生活的重担，但是社会并没有为妇女提供什么岗位，仅限于接生婆、占卜人、媒婆、担保人、看护、勤杂工等底层职业，妇女从中可以得到食宿和一个月三百铜钱的津贴，或一笔一年六两银子的工钱，这仅相当于衙门较低职位男人的工资。或者就是妓女，收入丰厚且得到当地士绅保护，但是要遭受世人的鄙夷。换句话说，步入社会的女性在阶级夹缝中感受着身份地位的巨大差异，同时或多或少掺杂着的性别歧视，最终在王氏返乡的情节里回归命运的玄虚以悲悯自己绝望而无助的人生梦魇。

　　（二）女性承受来自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

　　首先，在书中反复提及王氏“裹足”的特征。裹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即女子通过布帛缠裹的外力改变脚的正常发育，使之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这一封建社会的产物直至民国时期才予以废除，“裹足”被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裹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在男权社会下是为了迎合男性对“美”的欣赏和需求。暂不谈女权主义，仅就“裹足”现象而言，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不仅造成脚的畸形，到了女性中晚年后更容易换上某一种严重的骨科疾病。而本书中恰巧以女性“小脚”特征展现男权世界塑造下的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礼教观念（男女有别、相夫教子）和审美标准（三寸金莲）对女性身体的压迫。

　　其次，是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婚姻中的金钱关系。书中有一处写到当时男性买最红的妓女需要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年轻歌女需要二百两，一百两可以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妾，得到一个丑而脾气坏的地方绅贵家的女佣为妻只要十两。一个农民用三两银子能买到一个普通的妻子。[1]122相比之下，任某似乎更为幸运，王氏出生孤女，因此结婚也就不用付出现金，甚至不用送彩礼。但这份可笑的幸运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幸的深渊，女性如同商品般被男性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在金钱中又依据样貌和身份分为三六九等，自由选择无从谈起，年龄到了便嫁鸡的嫁鸡，随狗的随狗，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其二，男权的强盗逻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男性可以寻花问柳，女性绝不能红杏出墙。在封建社会，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了世道通例。男性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却偏偏要求自己的妻子恪守妇道，遵循“三从四德”。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其三，“离婚闹剧”。据书中可知，男方可以根据七出、七去提出离婚，七出、七去（也称七弃）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规定夫妻离婚所时所需具备的七种条件（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当妻子符合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另一方面，除非妻子被她的丈夫严重打伤或致残，或者她的丈夫迫使她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妻子才可以自由地离开丈夫。可见，男女双方在离婚过程中的地位都是极其不平等的，男性站在道德的高度评判女性婚后行为，女性则以基本生存、人格尊严来乞求男性在婚姻结束时怜悯的最后自由，甚是荒诞！因此，离婚事宜无论男女哪一方提出，女性都是最终的受害者，是男性导演下的牺牲品。在当时，大多数女孩子的命运或许是生而知之的，要不死去，要不狼狈生存，幼小年纪被卖作童养媳，没有爱情婚姻的选择，没有对事业的憧憬，只有无尽的压迫和奴役。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透露的就是无尽的悲哀。 　　最后，寡妇守节的矛盾。封建社会中，女性要为死去的丈夫守节（未婚夫死，也要守节），寡妇按惯例不能改嫁。而那些守节的自杀（如果是没有子女的妇女）在道德上则被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显示了妇女对其丈夫尊重的深度。对此，《王氏之死》一书在高氏、何氏等寡妇的忠贞操守上有所体现。但现实却让寡妇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有关的条文（见于《大清律》经济部）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其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寡妇忠于丈夫的亡灵，但夫家（死去丈夫的亲戚们）非但不鼓励守节，反而迫使其再嫁，争夺财产的目的昭然若揭。书中写到寡妇彭氏在丈夫死后，尽心的抚养儿子，而她丈夫的三个堂侄想尽办法想赶走彭氏，最后为了得到财产还杀害了彭氏的儿子，不论寡妇们坚持抑或屈服，都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书中彭氏的境遇将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加以寡妇的身份，在承受内心传统信仰煎熬的同时，还必须与夫家斗争的无可奈何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 “王氏”依然存在

　　在《王氏之死》一书中所反应的女性悲惨的命运以另一种形式在现在社会频频上演：隆胸、整容和古代的裹足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达到男性的欣赏标准、满足男性对美的需求，当然，隆胸比裹足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不仅包含了经济开支、对身体的残害而且有可能会危害生命，有许多女性为了整容搭上自己的性命，即使变漂亮了又如何？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去取悦男性；现今社会依然有无数的彭氏、王氏、李氏、刘氏，她们被“道德标准”禁锢着，死死地坚守着“心中的理想”，害怕被嘲笑，渴望被称颂；遗弃女婴、残害幼女的现象被大量报道等等。为什么女性的悲剧依然存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妇女经济独立，具有了社会工作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却没能获得真正的平等？为什么在一个讲求和谐的社会中，男女问题始终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王氏真的死了吗？没有，她依然活着。

　　问题的根源或许已经不再只存在于经济层面，而是积淀几千年的男权文化，是盛行了几十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性别哲学和性别价值观。当然这不是否认经济层面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对于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是具有可借鉴性的，但是这种可借鉴性更多的体现在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而不是现今社会。男性在掌握了社会主导权后，不断构造符合男性需求的道德标准和培养女性的奴性思想，使广大妇女把男性构筑的道德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男权文化在现今社会依然盛行。妇女获得解放的根源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经济独立只是妇女获得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妇女获得解放不是社会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男权文化已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根深蒂固，解放思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妇女依然没能获得真正的解放。[2]

　　在王氏身上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王氏的命运是男权文化下的产物。希望在所有女性的努力下，能够真正的摆脱男尊女卑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