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

　　中国事一个农村广布的大国，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积累的结果。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在广袤的疆域上弥散着无数个小自耕农家庭，传统社会王朝帝国对农村的主要治理即是招徕人口，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人口增殖，以形成循环之势。“男耕女织”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景象，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激烈冲击下，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被撕裂，乡村社会在知识、权利与社会财富的掌握上又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传统文明、国家与社会遭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时，乡村社会收到的冲击显得更为严重。自清王朝被推翻以来的诸多问题在“民族解放”的大局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与足够的关注。晏阳初、梁淑敏等的“乡村建设运动”昙花一现。新中国建立后，在特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环境中，乡村被改造为一个大集体-农村公社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乡村社会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但由于上述及现实制度等多重因素，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仍谭存在诸多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在新时期国家发展与世界形势的映照下，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显得重要且紧迫，这关系到国家整体战略发展的效果。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最早由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也就或多或少的真正的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基础上的。”[1]“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如邻居、同事邓甚至某些亲戚关系等）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2]98这个理论后来经过詹姆斯?科尔曼的完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后罗伯特?帕特南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的建构。其应用于社会环境则是由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理解及合作等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将社会群体的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等公私关系联接起来，以此推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4]

　　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村民自治制度所取代，逐渐形成“乡政村治”所谓治理局面。在近30余年的实践中，这种治理模式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大乡村地区仍然问题重重，“从全国来看，发展好的或较好的发展型‘乡政村治’，仅占全国的‘乡政村治’模式的15%；维持型的即一般的或比较差的乡村治理占65%；瘫痪或半瘫痪的占20%。这说明85%左右的中国村组织建建设还有待于加强，只有15%的村级治理现状良好。”[5]（56）人民公社体制从乡村社会退出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威在乡村地区明显受到了削弱，其权利高度集中到乡镇一级的政府。而乡镇一级政府又是我国四级政府体系的末端，受到巨大的行政压力，各级政府的行政责任一层层的下放，最后集中于乡镇一级，众多的村民委员会成为乡镇一级政府分派上级各种经济、文化及社会任务的对象，因此村民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的成为乡镇一级政府的派出执行机构，乡镇一级政府有一种逐渐对村民委员会强化影响和控制的趋势。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参差不齐，人民公社体制退出后其组织性与纪律性大幅度下降，民主意识显得较为淡薄，随着国家政府，包括经济发展、文化支持等的不断倾向农村地区，这种国家权利及其利益资源成为乡村地区“竞争”的对象。改革开放近30余年来几大类人物及方面势力成为这种资源的竞争者。人民公社改制后，乡村地区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致富者”，在本村的经济发展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在这批人中有一部分的致富方式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村民自治委员会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广大的村民没有能有力的参与关乎自身切身利益的建设事业及提议建设权等。这样造成了一些之前村庄集体建设的诸如水利沟渠、道路等公共工程年久失修而被废弃，全指望乡镇一级甚至国家扶贫政策拨款支持建设，村民对此行成逃避或对抗的极端态度，这是目前乡村治理中最为棘手的困境与现状。

　　三、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我国古来是一个农业村落大国，大大小小的乡村村落广布于中国广袤的疆域，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建设与治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当前乡村社会建设的困境与现状，引入社会资本的的概念，为乡村社会的治理提供一个多元模式，务实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第一，提高广大乡村民众的文化素质水平，开阔其视野，思想决定行动。通过诸种手段和渠道在广大乡村地区进行有关民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文化知识普及宣传，让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自治的主体”的地位。第二，努力发展经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促进其思想意识的提升，对乡村村民的自治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落实及执行起到一种自觉的担当与参与。第三，发挥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精华力量，如乡规民约，家族议事会等力量，使近年来冷漠、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得到逐步的改善。总体上，经济上发展能吸引外出务工人群“返乡”，这样可以改变乡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现状，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形成一种资源的制衡。文化素质及眼光的开拓使其自觉维护民族选举、法律法规等的执行。各种乡村本土传统文化、邻里组织等的有效发挥，能逐步改善乡村群体之间的关系，使整个乡村群体向信任、互助，友爱、合作等发展与转变，社会资本的诸多因素在乡村地区得到广泛的发展与建设，使乡村地区形成新的凝聚力，有效抵制乡村社会不良势力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执行得到有效维护，减少国家治理乡村的行政成本，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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