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组织的四层思考

　　一、官方性还是草根性？社会组织属性之思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组织依靠政府组织才能获取政策支持和充分资源，得到有效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走的太近，则会完全被吸纳，走向依附式发展之路。近年来，官方和半官方的社会组织频频陷入公信力危机。同时，这也让更多的人对草根组织心生同情，因为草根社会组织的民意性导向更为突出，但是，他们掌握的资源不足，专业性也不足，在争取和维护民众权益的过程中，容易与政府组织产生冲突。华裔学者陆艺艺认为判断社会组织能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举办单位，而在于与政府建立起某种协商和妥协的机制，这需要通过制度和行动上的互动。唐文玉、马西恒，从著名的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个案来研究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其采取的具体生存策略是“去政治的自主性”，这是一种适应“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的有限自主性，是一种主动或有意识地压缩了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自主性。

　　二、机遇之春还是危机之秋？社会组织处境之思

　　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完整阐述了社会组织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这表明党和国家顶层设计上为社会组织发展铺开了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各类公益慈善社会组织中崭露头角，免费午餐、腾讯月捐、壹基金等社会组织或公益平台近年来发展迅速，而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人才的社会工作专业也发展迅速，社会组织的发展充满了各种非常好的机遇。然而，在迈出初级阶段向更多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确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双登记”使其注册困难，合法性不足；没有法人地位，不能募集资金，政府购买和扶持不足，资金十分困乏；社会地位认可度低，公众对之存在警惕心理；人才缺乏，专业程度不高，管理混乱，服务能力有限等。由于对国际背景的社会组织存在警惕心理，部分地方的党委政府，对国内的草根组织心存芥蒂，认为他们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消解了自己的权威。

　　三、市场化还是去市场化？社会组织路径之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已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社会组织在这场浪潮当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取舍？在美国，这经历了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转变，还有从罗斯福新政中获得的政策被重新调整――从政府对经济管制的放松，到政府福利的大放血，再到对劳工工会和基本人权的打压。在南半球，它涉及到社会党人和政府经营的发展项目的转变，伴随私有化和政策放宽，结构性的调整逐步替代了原先的项目。亚洲在1997/1998年横扫该地区的经济危机中，尝到了其坚持政府推动经济扩张的苦果。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他们大多是社会的那一部分遭受到大规模的侵蚀。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市场本身也面临失灵的时候，“完全竞争市场所假定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而导致市场配置资源时缺乏效率或造成波动，以及按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而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市场化浪潮让我更加反思社会组织的发展道路，反思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我们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消亡，公民社会的构建越来越迫切。社会组织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

　　四、顶层立场还是底层立场？社会组织方法论之思

　　根据麦克?布洛维对社会学四个维度――专业、批判、政策和公共的社会学的划分中，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是政策社会学研究，它们一般基于顶层立场，而鲜有基于底层立场，因此，基于社会组织的拓展研究非常重要。当前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拓展个案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是国际社会学会主席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教授在赞比亚的田野研究中创立的，它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体现了“反思性科学”的原则，但是却拓展个案法却一直受到另一种科学模式，亦即实证科学的指责。实证科学是调查研究，它将研究者和调查对象区别开来作为工作的原则，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可靠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然而，实证科学并不能完全实现其原则，因为在实践中它一定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反而，拓展个案法通过四步层层递进的拓展（从观察者拓参与者的展到、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从过程到力量的拓展、理论的拓展），该方法能够很好地落实反思性科学的基本原则，使得干预、过程、结构化和理论重构成为可能。这种研究方法将在以后的社会组织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作为社会参与力量，社会组织与我国政府合作有待提升。美国学者杰西卡?蒂斯通过对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和重建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度调研，发现相关的社会组织通过参与救灾过程，在自身能力建设、公开性以及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互动方面得到了很大提升。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暴露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将阻碍其自身进一步发展。例如，地方政府与普通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缺乏、自身的人力资源和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组织运作的信息公开化程度应当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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