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社会因素对明代汉语语音规范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组成和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语言的规范也随着语言的产生而产生，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对于语言规范的要求更加迫切。语音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上，语音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顺利交流起到关键作用，语音规范是语言规范的重点。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规范”的字眼，但是却有着强烈的规范意识和需求，历史上的历次语文变革都说明了语言文字规范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然而，语言具有社会属性，一个时代的语言规范是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的，因此，本文将从当时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的状况，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探讨明代社会因素对于明代汉语语音规范的影响，以期窥探明代汉语音规范的特点。

　　一、统治者实施积极的文教政策，有利于语音规范的制定和推行

　　语言的规范和统一是巩固中央政权的重要条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认识到了这一点，建国之初，朱元璋便采取有力措施，干预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制定语言规范标准，并用行政力量予以推行，捍卫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对于汉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公元1280年，蒙古族入主中原，并建立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政权――元王朝，他们以蒙古语为国语，并用蒙古语大量翻译汉语典籍，汉语和蒙古语相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为了摆脱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恢复汉语的正统地位，明朝建国伊始，朱元璋就下令禁止臣民使用蒙古语，还命朝臣编撰韵书，制定汉语语音规范，即确定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并将这一“标准音”向全国推广，以维护国家语言的统一和规范。洪武八年（1375年），乐韶凤等人奉诏“参考中原雅音正之”，编成了《洪武正韵》一书。《洪武正韵》确定了当时汉语语音规范的标准，是当时最具权威的官修韵书，它成为了全国各地识字读书、作诗用韵必须遵守的语音规范。

　　语音规范标准即已确定，如何推行，而使其得以巩固和普及？这主要是靠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朱元璋虽出身释门，略知文墨，但是鉴于前朝的经验教训和亲身经历，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学校，明朝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匹敌的。因此，学校成了推广共同语“标准音”的重要阵地，在正音教学上，所有的学校都以《洪武正韵》为标准教材，以其所指定的标准来教学，“嘉靖八年，题准铸印局官儒今后应造印记关防专以《洪武正韵》为主，《正韵》不载方取许氏《说文》，二书无从查考者，方将先儒著述六书等书参考。”[1]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于语音规范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语音规范推广的另一个渠道就是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开科取士，科举取士是明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士人们都以科举登进为荣，很多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取了功名利禄，明朝政府也从科举中网罗了许多人才，为巩固明王朝政权打下了人才基础。明朝的科举制度对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有所发展和改革，在明初科举考试科目设置上，“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2]，其中，复试时的“书”一事，主要考察的是士人的文字书写以及作文用韵，要求士人要通六书之义，手书正楷，时文取字用韵，以《洪武正韵》为准。因此，所制定的语音规范也因科举取士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明朝统治者实行积极的文教政策，由国家制定语音规范的标准，以“中原雅音”为汉语“标准音”，编撰官修韵书《洪武正韵》，并以行政力量，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在社会广为推行语音规范标准，明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规范标准逐渐得以通行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也达到了规范和统一。

　　二、实学思潮的兴起有利于推动语音规范的研究

　　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礼制的制定与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确立了其官学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科举考试也是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二》）。到了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下令修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颁行天下，不让任何人非议，并将它们钦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从此，古人注疏废弃不用，崇尚时文，重文辞而轻实事，六艺不学，仅务八股，八股取士逐渐成为定式，从有明一代直至清末相沿近几百年不变。八股文内容空洞，形式僵化，将士人导向了不学无术的歧路，对人们的思想、学术、政治、社会风习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于语言规范而言，自《洪武正韵》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本官方主持编撰的韵书，语言规范也只能靠民间约定俗成自发地进行。

　　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空疏学风对社会的危害日益加剧，心学也走向了衰落，一些有识之士在批判王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反对空疏的不良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学思潮兴起，具有实学思想的理学家、思想家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渐形成潮流，由明而清，实学思想影响深远。代表人物主要有实学思潮的发动者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复社成员张溥、方以智等，这些实学思想家们以求真务实为原则，崇尚经世致用，倡导读书治学，并躬身践履，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以及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一代实学新风气。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考据之风渐盛，造就了一批考据学家，“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面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3]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的考究古词，有的解释今语，有的通方言，有的解释俗语，掀起了明代学术界研究语言的热潮，并为清代的语言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开启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如方以智的《通雅》，“其大指，尤在乎变点画，审音义。因而考方域之异同，订古今之疑讹。……引据古文，旁稽谣俗，博而通之，总之不离乎雅者近是”[4]，是一部兼包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分类词典。其中的考究字音无疑对语音规范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考据之风影响下，方言研究在明代崛起，著作有岳元声的《方言据》、陈与郊的《方言类聚》、李实的《蜀语》，这些著作都是对方言词语进行描写，用通语释义，考订方言字音。对方言词语字音、字义的考订，辨明方言与通语的区别，这对于共同语语音规范的研究和普及起到了间接地推动作用。 　　三、对外交流的频繁，有利于语音规范的传播

　　明成祖朱棣矫正了之前对外贸易的一些偏颇，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永乐初年，为了进一步向外拓展贸易，加强与海外各国的沟通和联系，明成祖命大臣郑和、王景弘等人率官兵和水手共27800余人，乘坐62艘“宝船”，从苏浙闽南下，历南洋群岛，至非洲东岸。郑和船队前后共出使7次，游历了30余国，达到了宣扬明朝德威和肃清海洋通道的目的。在永乐年间，沿着郑和开辟的海路，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对外交流非常频繁。

　　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旧教国家同罗马教会结成了旧教同盟，并成立了耶稣会，该会以矢志忠于罗马教皇，积极推行海外传教而闻名，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了他们觊觎对象。随着葡萄牙商人占据澳门，明嘉靖三十六年，耶稣会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然而，由于文化冲突，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未取得较大进展。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教活动的涉及范围，他们采取了“适应性传教策略”，即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实现“中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使基督教皈依中国民众的目的。“中国化”包括必须熟悉中国的精神文明、语言文字、习俗、生活方式等，其中，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达到会读、会写、会说，是实现其他项中国化的大前提。“传教士，他不得不学习某种陌生的语言，……学习它不仅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和翻译圣经。”[5]因此，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在华传教士以及此后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循的原则。

　　万历七年（1579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首先进入澳门学习汉语，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他能大致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会说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赢得了当地群众和官府的好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教活动。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派来华传教，一到澳门就立即学习汉语，数月之后就与之前的罗明坚进行传教活动。随后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如艾儒略、庞迪我、金妮阁等，都是对中文精通之人。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就开始非常刻苦地学习、钻研汉语，而翻译人员、商人、中国学者、中国新教徒、汉语水平稍高的西方传教士则成为了他们学习汉语的老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分歧严重，传教士们学习的语言是当时的共同语“官话”，即明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的规范，如《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说到：“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官话现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6]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东来，他们互相学习汉语共同语，掀起了汉语学习的热潮，明代的共同语语音规范也随之得到了很大程度上地传播。

　　此外，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传教士们对汉语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自己编撰教材，创新学习汉语语音的方法。如利玛窦创制了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汉字旁边用罗马字母予以标注，让新学者看到拼音就能正确读出汉字。后来利玛窦还用这一套拼音方案注音写成了《西字奇迹》一书，成为了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拼音读物，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份用罗马字母系统、完整的拼写汉语汉字的宝贵材料[7]，可以从中归纳出它的声韵调系统；神甫郭居静对汉语语音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了汉语声调与汉字字义的关系，而由于他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声调的细微变化，于是他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声调，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掌握不同声调赋予汉字的不同意义。他是最早利用音乐知识确定汉语声调调值的人[8]；明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金尼阁又编撰了《西儒耳目资》一书，这是一本汉字字典，既可根据读音查汉字，又可根据字形查读音，里面的读音采用的也是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来注音。传教士们的钻研成果不仅为西方人学习汉字提供了便利，也给汉语语音规范研究提供了方法的启迪，推动了汉语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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