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看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外来务工子女的大规模增加，国内学术界对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描述性研究。第二类是解释性研究。第一类的描述性研究主要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融入适应的状况、障碍和对策的描述性研究。如黄晓燕对外来务工子女的城市融入状况与政策调适的进行了研究。第二类的解释性研究，如：有从社会排斥视角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呈现出的边缘化状态，这类研究可举吴新慧的研究，他以社会排斥为视角，认为城市社会通过制度排斥、经济排斥、社会文化排斥将自身与流动儿童隔离开来，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其中尤以教育体制的影响为甚。这些研究多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分析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生活适应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因素。申振东、乔姗姗等人认为：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生活适应的非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民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歧视与偏见；二是外来务工子女与城市同龄儿童在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就像史柏年所说的那样：处于边缘化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其人格也表现出矛盾的边缘性特征和孤独自卑、落差、逆反和不满的心理。

　　笔者在进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融入的文献梳理时，发现在解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融入的这些非制度性因素中，都是和文化资本有某种关联，有的直接就是属于文化资本范畴。如申振东、乔姗姗等在研究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融入的非制度因素可以直接用文化资本来解释，外来务工子女与城市同龄儿童在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使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不一样的，具有较低文化资本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处在城市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也遭受着市民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这样的发现给笔者研究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资本由皮耶?布迪厄首先提出，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于《文化再制与社会再制》一书中首次使用到了这一名词。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他指出，在现实形态上，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化的形态，表现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也叫文化能力，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储存在个人体内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包括体态、姿态、举止仪表、交往行为、操作技能等形式的表现。第二种是客体化形态，体现在文化物品之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也叫文化商品，它可以被直接传递或转让其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对文化商品的消费手段和使用手段却只能靠学习和模仿得到。第三种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这是一种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是两者的中间态。文化资本，虽然可以有三种形式，即身体化形态、客体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但在本研究中，文化资本更多的是指身体化的形态，在笔者看来，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最根本的，它决定和制约着其它两种资本。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观点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通行观点，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机制，学生通过勤奋努力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途径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有效打破阶级壁垒。但布迪厄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习成就方面存在差异：因为不同阶级和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也是不平等的，家庭出身并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来务工子女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有父辈一代传承给的文化资本，但是现如今来到了城市，他们身上具有的这种文化资本似乎使他们难以融入这个城市。笔者参加了“成长向导”项目，和外来务工子女交流时，常常感到在他们身上有父辈文化资本的烙印，如，他们对待上大学的态度往往是很轻视，觉得上与不上都无关紧要，不懂得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等。这些与城市子女文化资本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那么，对于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是否可以从改变他们文化资本的角度进行解决呢？本研究以“成长向导”项目为平台，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探讨了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希望通过本研究能为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帮助。

　　二、调查结果分析

　　如上文所述，文化资本被分解成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即文化适应层面、结构性同化层面、身份认同层面和参与公共活动层面。为了更详细地分析“成长向导”对外来务工子女社会融入的影响，下文将从文化资本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化适应层面

　　文化适应指掌握城市生活的必要知识，了解城市的文化，以达到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而在“成长向导”活动的开展中，向导对于外来务工子女的文化适应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陪伴过程中，向导会经常带外来务工子女到北京的名胜古迹，他们像老师一样，教会外来务工子女使用城市的交通工具，他们也像导游一样，为外来务工子女介绍北京的方方面面。这种方式让外来务工子女更加了解了北京，了解了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下面是访谈两位参加了“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的谈话：

　　A（树仁中学）：在这次活动中，我学会了自己乘坐交通工具，而且也知道了倒车路线，我很高兴，我终于学会了乘坐交通工具。 　　B（黄庄中学）：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开阔了我的眼界。每一次活动都像一次旅行，可以从中学会自立，还可以从中学会如何照顾自己，更能从中得到一份真挚的友谊。这个活动的本来意义我不知道，但我是凭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到的。人人都不想作井底之蛙，如果我们每天呆在这一小片地方，即使是在学校学习的，也不了解外面发生的世界，不知道祖国的山水秀丽，只有亲身实践，才可以知道，才可以全面了解。

　　向导教会外来务工子女使用交通工具，以后他们就可以方便地外出，更好地了解北京，促进其文化的适应。向导带外来务工子女去各种景点是一种更直接的促进他们文化适应的表现，他们可以亲自去了解北京，感受北京。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和没有参加的学生到过北京景点个数的区别，笔者对“你到过的北京景点个数”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参加“成长向导”的同学总体上要比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同学去过的景点数要多。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去过的景点数越多越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入，因为只有在更了解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感，从而发生社会融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去过的景点数越到就越可能会融入到这个城市里面。

　　（二）结构性同化层面

　　结构性同化指能够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融入某种群体，具有较强的交往意愿。

　　对于外来务工子女而言，这些与他们配对的向导都是陌生的，之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就是这些陌生人却对他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关心和友好。下面是一位外来务工子女在“成长向导”初期所写有关自己向导作文中的一部分：

　　向导，我们七年级大部分都有向导，我也有向导。我的向导对我特别好，我从来都不羡慕别人的向导，我就说说我向导的几件事吧。我们有一次出去玩，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我要了一盘水饺，我向导要了一碗鸡蛋面，鸡蛋面先端上来，我向导要我跟他一起吃，我也不客气，我刚吃了一点水饺就端上来了，我就吃水饺了，我和向导说你也吃呀，我们一起吃了一点，然后向导把碗里的鸡蛋夹给我吃，说你要补充营养，我就说我不吃，后来又问我面汤你喝不喝，我说不喝，然后向导就带着我去我家家访，家访后我们在小屋里一起玩打牌的游戏。

　　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让外来务工子女感觉到了来自这个城市的温暖，这个城市不是冷冰冰的，向导作为这个城市的一面窗口，让外来务工子女感受到这个城市对他的友善。而这又是外来务工子女走近这个城市、融入到这个城市关键的一步。

　　在很多外来务工子女心目中，他们的向导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在访谈一位参加了“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时，他向笔者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前的我，不喜欢说话，没什么要好的朋友，可参加了‘成长向导’之后，向导哥哥对我加以疏导，向导哥哥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后来我又有了很多好朋友，现在我发现我真的改变了很多。”

　　在“成长向导”的过程中，向导在外来务工子女的心目中就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交谈，有的甚至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事实上这种朋友式的关怀对外来务工子女结构性同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外来务工子女而言，不光对这个城市的认识是陌生的，而且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心理对这个城市也是存在隔阂的。他们的父母大多由于工作忙无暇顾及他们的感受，所以外来务工子女的心理问题就需要格外关注。而向导这种朋友式的相处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与向导的接触，这些孩子体会到这个城市对他们的认可和接受，使他们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份归属和眷恋。

　　“成长向导”对外来务工子女的结构性同化还体现在对他们的性格影响上。调查显示：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性格朝向开朗方向变化的比重为82%，而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在这一年性格朝向开朗方向变化的比重仅为50%。在参加“成长向导”过程中，向导们和他们的外来务工子女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向导往往主动地、积极地、真诚地和外来务工子女交流，使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性格的变化使他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变化，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朋友变多了。他们乐于和别人交流，乐于帮助人，自然朋友也就变多了。

　　（三）身份认同层面

　　身份认同指接纳自己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身份，能够以一种自信的姿态与然交往。

　　外来务工子女在教学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打工子弟学校和北京本地学校存在着一定差距。其实不仅教学水平存在差距，他们可以接触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在客观上使他们比北京其他孩子差了一大截，而且这种差距已经在客观上显现出来了。但是“成长向导”却对这差距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和一位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交流的时候，他的无意中一句话“我们不比北京人差”让笔者想进一步了解参加“成长向导”的孩子对外来务工子女身份的自身评价是怎样的。

　　在一项“你怎样看待自己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身份地位”的调查中证明了“成长向导”对他们对自身评价的积极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在“认为人人平等”这一选项中，参加“成长向导”所选的比例为69.8%，而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同学所选比例仅为49.3%。这种对自己身份地位和北京人身份地位的等同认识，其实就是身份认同的标志。

　　在有关参加“成长向导”和没有参加“成长向导”同学的自信调查中笔者也得到了相同结论。如果把参加“成长向导”作为刺激因素（自变量）的话，那么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比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自信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自信的提高也是外来务工子女身份认同的体现。

　　（四）参与公共活动层面

　　参与公共活动指愿意参与城市活动，能够对城市的发展提出建议。

　　在一项“你对参加集体活动的看法”的调查表明，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很喜欢参加集体活动的比例达45%，而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很喜欢参加集体活动的比例仅为33%，可见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更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在另一项关于“你参加志愿活动的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选择“很愿意”和“愿意”的比例高达94%，比没有参加“成长向导”的外来务工子女选择此两项的高14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长向导”这个项目所影响的，在“成长向导”过程中，向导带领他们的外来务工子女熟悉了北京，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增强了自信，也让他们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他们参与公共活动的意愿也在不知不觉间提高。 　　三、讨论

　　将“文化资本”与“再生产”相结合，就有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教育行动具有双重专断性，教育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强行地进行分等，这是符号暴力的表现方式。第二，学校通过符号暴力，实行文化再生产。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赋予子女以文化，给予其价值观念和规范、思维和感知方式。由于教育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所以在统治阶级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儿童显然在教育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资本，因而其更易获得成功。第三，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文化资本被制度认可后变成了一种资格，如文凭，它与职业、地位直接相关。因而文凭授予是一种制度仪式，它将人们安插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序列位置之中，将那些注定要占据显赫社会地位的人与那些被他们支配的人分离。

　　按照布迪厄对文化再生产的解释，外来务工子女会在不知不觉之间继承了他们父母的文化资本，从而实现文化的再生产，一旦实现了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变就会发生，外来务工子女只会像他们的父辈那些，而不会融入城市。但是已经在外来务工子女身上形成的文化资本是不是不可以改变了？但是通过上文的调查研究分析，可以得到答案是否定的，即已经在外来务工子女身上形成的文化资本是可以改变的。既然文化资本可以改变，那么就可以通过改变外来务工子女的文化资本达到实习其社会融入的目的。实际上，“成长向导”对外来务工子女的意义就可以理解为通过改变外来务工子女的文化资本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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