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英雄的精神苦旅——浅析刘醒龙长篇小说《

摘　要：刘醒龙时隔十年重拾“民办教师”这一社会话题，将笔触向这些乐天苦行的奉献者的灵魂深处挖掘，将道德精神与政治文化相结合，深入探讨民办教师特殊的命运。于是就有了长篇小说《天行者》的三部分“凤凰琴”、“雪笛”和“天行者”，本文基于文本的基础上对《天行者》进行解读。

关键词：民办教师； 精神的栖居； 精神苦旅；三重叙述视角

      刘醒龙是一位对乡土文学倾注深厚感情，对于现实社会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他用现实主义的笔调为读者创造出一系列的作品。因为满怀着对当代乡村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探寻，他将目光重新投向“民办教师”这一底层生存者，续写了曾经的力作《凤凰琴》，于是就有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天行者》。
      “民办教师”—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有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神圣而又艰巨的农村教育负担。它是特殊环境、特殊年代的产物，它是中国发展史上农村支援城市道路的特殊产物，刘醒龙从现实主义关怀角度出发，为这些位卑沉默的潜行者们立传。
      《天行者》这个题名取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显示了“民办教师”正是一群背负不公与天职，乐天苦行的民间英雄。而整部长篇小说又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凤凰琴》、《雪笛》、《天行者》。《凤凰琴》最初创作于90年代，当时他写民办教师多是出于内心的悲悯与感动，时隔多年以后，他重新续写这部小说，更多的是人文的关怀和理性的思索。
一、 栖居于大山深处的灵魂构造者
      “民办教师”是刘醒龙心中的一个情结，他一直致力于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与研究。这是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一个群体，他们存在于中国广大的偏远山村里，他们拿着极少的工资为山村的基层教育做着贡献，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作为一个正规教育者的尊重。破旧的校舍、匮乏的师资、贫瘠的乡村都是他们的生存困境，身份的不平等更使他们觉得不公。
      《天行者》里的余校长不仅要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还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改善学生的伙食，教学条件差，经费不足，学生的课本需要师生捡草药来换，书本要自己动手油印，校舍失修要老师自己解决。余校长说过：“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1］这是一种教育者的本能，也是一种人性光辉的闪现。 
      刘醒龙在《天行者》的封底里这样写道：“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撒播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2］刘醒龙将民办教师称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二、 转正：民间英雄的精神苦旅
      刘醒龙小说的三个部分都紧紧围绕着“转正”这一民办教师身份转变的现实问题展开。“转正”不仅是物质待遇的提高，更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与尊重。他们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数十年来人们对“民办教师”的偏见与误解。对于民办教师而言，要全面真实地表现民办教师的生存状况，就不可能离开“转正”这个关键性的事件。
在小说里，余校长、邓有米、张英才等这些界岭小学里的民办教师，围绕着“僧多粥少”的转正名额，表现出来的渴望，纠结等一系列情绪，以及为了争取早日转正所做出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小说里这些民办教师在每一次真真假假的转正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敏感和脆弱，面对宝贵名额的明争暗斗，各种矛盾与竞争，面对要用“巨额”的金钱买名额的无奈与辛酸。
      在面对唯一的一个转正指标时，孙四海却没有占有，没有私心。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转正”这个命运转折似的事件时，这些老师们也彷徨过，纠结过。他们其中的某些人也想自私地将名额占为己有，蓝飞就私自造假骗取了转正的名额，邓有米为了转正筹款而偷伐红豆杉，张英才年轻气盛一纸书信将界岭小学到手的转正名额给取消了。     
      “转正”是一次次心灵与灵魂的跋涉，界岭小学的老师们在“转正”这条艰苦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行、跋涉，不断地磨砺、成长。蓝飞，张英才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在界岭小学，在老一辈的教师身上学到了崇高，得到了成长。“转正”像是一块“试金石”，界岭小学里的每个老师都在这里试出了人性的真与假，称出了灵魂的轻与重。
三、三部曲，三种视角
      刘醒龙将《天行者》这部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凤凰琴’、‘雪笛’、‘天行者’，这三个部分的限制叙事视角又由不同的形象来充当，转换自如。结构小说全篇的三次民办教师转正事件，在小说中完成的不仅是推动故事演进的功能，而且还具备了某种人生的隐喻。”［3］如果当年写《凤凰琴》时候的刘醒龙还是一个感性的，对于“民办教师”这一社会现象倾注关注与同情的作家，关注的只是表面的现象，那么时隔多年以后，刘醒龙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当代现实下的这一问题，聚焦的多是深层次的思索
      在小说第一部分“凤凰琴”，里，叙述视角是由张英才担任的，他是一个刚从高中毕业，没有教育经验的年轻人，面对界岭小学民办教师的贫困艰难，他得到了深深的震撼。在这一层叙述视角里，“民办教师”只是一个个道德形象。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雪笛”里，叙述视角发生了转移，这一部分是由界岭小学校长余校长担任的，这一部分就不仅仅停留在民办教师的外部形象上，而是向内探讨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在这一层里不仅仅表现了民办教师们的崇高，更是展现了他们的多样化的内心。而到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时，作家不再采用单一的叙述视角了，而是将其由多个人物担任，余校长，邓有米，张英才等都轮流担任了叙述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乡村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有精神上的，更有文化上，政治上的，这样使得整个小说显得层次分明，有深度，有立体感。
      小说没有将“民办教师”简单平面化，仅仅以展示苦难为主，而是探讨苦难背后的深度，作者不仅仅只想和读者“分享艰难”，而是想挖掘苦难的根源。
      刘醒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以敏锐的现实敏感度，捕捉到了“民办教师”这一现象，他书写苦难，却向内挖掘，塑造了一些在困苦中乐天苦行的精神群像。
      参考文献：
      ［1］刘醒龙.天行者［J］.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周新民.天行者——中国民办教师形象的深度叙述［M］.文学教育，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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