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歌德与绿蒂》的创作感

 托马斯·曼的小说《歌德与绿蒂》，原文书名如果直译，叫做“绿蒂在魏玛”。书中的绿蒂全名叫夏绿蒂·凯斯特纳，系一已故的枢密官之夫人。1816年9月的一个清早，她带着女儿和女仆来到魏玛，表面上是看望多年未见的妹妹，实际是希望能见到生活在那里的歌德。44年前，她与其时在法院实习的歌德相识。歌德明知她已订婚，仍对她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并将这段情感经历写进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让世人知道了绿蒂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1992年，托马斯·曼的这部小说被马文韬和陶佩云先生首次翻译成了中文。两位先生在他们的“译者后记”中指出：“这是一部一位文学巨匠描写另一位文学巨匠的历史小说”①。
    “历史小说”，在德国的文学理论和我国的当代文学体裁认识中定义基本相同，大抵都是说是对历史的“演义”，是在“小说”历史，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和诠释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从而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了解历史的小说。德国的相关文学理论就说，“历史小说”是在一个“虚构的架构中以叙事方式表现历史人物、事件、生活情形”(Fricke 53)的小说。以此定义对照托马斯·曼的《歌德与绿蒂》，这部小说只有唯一一个“历史事件”依凭，即夏绿蒂·凯斯特纳1816年9月曾与女儿一道去魏玛看望亲友，对此有歌德于1816年10月9日写下的一个便条为据②。不过，枢密官遗孀夏绿蒂·凯斯特纳去过魏玛，即便可以算作一个“事件”，也非是什么“著名的事件”。夏绿蒂·凯斯特纳虽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世界名著的人物原型，但她的魏玛之行仅仅是她个人生活中的一次私人行为，并无什么“历史”层面上的意义。余下的，就只有歌德是德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可以作为《歌德与绿蒂》是一部“历史小说”的确切理由。
    托马斯·曼以历史人物歌德为表现对象，以其《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人物原型作为故事的入手点和启动点，应该说是既具有历史(文化史)眼光又具有艺术眼光的。在歌德之前，德国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坛上拿得出手的，屈指可数。是歌德的这部小说使得德语文学首次获得了世界的极大关注，在当时的文化大国如英国和法国都产生了影响。至此以来，人们对歌德和他的这部作品知之较多，而对这部小说后面的故事或者说后续故事知之不详。用文学的形式来“追踪始末”，让人们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应该说是富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对歌德的文学创作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歌德作为德国文学大文豪是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历史人物，特别适宜艺术的表现，钩稽青年歌德的爱情生活往事，也能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一
    对题材本身提供的叙事契机，托马斯·曼采取的却是别一样的驾驭方式。他不走通俗化和世俗化的路子，也与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同，不发挥想象去敷演故事，不踵事增华去丰富情节，不铺写历史背景，不观照历史事件，不描绘历史时空中的自然景物、社会环境、日常生活等，不创设一个各色人等的人物画廊，也不复述人物生平、活动、行为、事迹、命运等，而是让一个个人物的讲述、对话、回忆、思绪、内心活动和独白发挥了最大作用，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主体。
    这些人物的长篇的讲述和对话，除了歌德自己的外，都不担负让读者闻其声而知其形的塑造说话人自身形象的功能，只有一个叙事上的作用，那就是对歌德侧写，让歌德旁出。来到大象客店叩门绿蒂房间的一个个来访者，不管是用什么理由，其实都是想在绿蒂面前说说歌德。托马斯·曼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相对独立又有一定交叉衔接的人物对话，舒缓推进，垒积深入，展示出一幅幅各个角度的歌德图像。这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上，是一种从侧面表现歌德的方法，有些类似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
    由内心独白和意识流而映照出来的歌德，一眼看上去让人感觉有些惊讶与异陌：“歌德是进步人士的不幸，因为他主张新闻检查，反对出版自由。歌德是歌德信徒们的不幸，因为他永远保持着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歌德是亲人的不幸，因为他对亲戚——无论长辈、晚辈或者平辈——都漠不关心，甚至可以整整11年不探望母亲；他的独生儿子奥古斯特慑于父亲的精神光环，死心塌地当父亲的管家，而且在婚姻大事上也遵从父亲的意旨。歌德是助手的不幸，因为尽管秘书里默尔学识渊博，而且已过不惑之年，尽管他始终默默无闻地充当大师的活词典，甚至在标点语法方面为他出谋划策，可到头来也只被大师唤作‘好孩子’。至于夏绿蒂，歌德也给她造成了多重不幸。年轻时，歌德插足其爱情生活，给她带来了痛苦和迷惑。《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发表，又使她和丈夫尴尬不已”(黄燎宇53)。
    这样描写的歌德，与读者心中既定的歌德“伟人”形象显然不相谐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可以说，《歌德与绿蒂》不是传记体文学，也不是“再现”历史的小说，实质只是将一件来自个人的材料即歌德的那个便条“敷演成篇”。作为一部对于所表现的人、事和过程因此几乎全是来自虚构和想象的小说，它的最大叙事特征就是“主观”。小说内容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叙事人客观直陈的人物内心活动、回忆、思绪、谈话、讲述、独白构成，表明了这个“主观”。小说人物所回忆或讲出的，又全是他们个人的经验和观点，易言之即“我所经历的歌德”这样的叙述模式，表明了这个“主观”。这一切又都全部是托马斯·曼作为小说作者的拟言、代言的主体操作，在一个更高层面上表明了这个“主观”。
    对于不具有文字或技术手段记载的过去年代人物的心理活动、具体谈话和内心独白，今天的人无论如何都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这似乎就给了作家完全的可能性。不过，我们知道托马斯·曼创作上的一贯做法，动笔前总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即便是虚构也不是“向壁虚构”，即便是主体操作也是要建立在大量的阅读或请教之上，总之绝不任意编造。因此，就《歌德与绿蒂》发表后在德国读者中也曾引发的对书中歌德&ldquo ;负面”形象的讨论，有德国的研究者一一考证后结论性地指出，在这整部书中没有任何一点是完全虚构的，虽然说几乎所有的场景又都是虚构的。③外表是想象的而实质是真实的，托马斯·曼也就是说用的是一种“外虚内实”的主体操作方式来写他的歌德小说。
    《歌德与绿蒂》写作上的这个既虚构又非虚构的特点，以文运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历史名人的“全人”，而不是他的某一方面。这样的写法具有小说美学上的意义。历史上生活中的歌德应该也是一个通常的“人”，通常的人就通常避免不了思想上、性格上或举止上发生一些错误或褊狭。歌德也不完美，若完美了就不再是歌德。小说“散点视角”投射出来的歌德身上这样那样的“不足”，属于一个人在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人性上的弱点和缺陷，它们就是历史上那个多才多艺却又庸俗胆怯的，或者是那个被生活义务和宫廷官员要求所束缚、所决定、所制约的歌德的真实情况，读者也不会因此就产生对歌德的反感。相反的，不避讳歌德“既伟大同时又是凡人”(87)，去除对一个名人神化、圣化的倾向，这样来对歌德聚光，更让读者感觉书中的歌德是真实的。
    二
    心仪歌德却不偏爱歌德，这是托马斯·曼的立场。作为小说接受者的读者，如果换个角度观察，却可为书中的歌德“辩护”些许。书中的绿蒂是个具有文化素养又思维简单的女性。她来到魏玛，实际是怀揣与歌德重逢的期待，她对歌德的回忆即她对歌德的认识还停留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期。大象客店里来访者的讲述，让她听到了她所不知的歌德后来的情况，却未展开思考，认识到这些讲述背后共含一个信息，那就是今天的歌德已不再是以前她所认识的那个任性、脱俗的青年。所以，当她仍然要刻意穿上当年的那种白色衣裙去重逢，结果感觉被歌德视而不见便可谓必然。并非歌德为人“始乱终弃”，而因为绿蒂心中的歌德还是当年的歌德，可她现在遇到的却是一个今天的歌德。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看到《歌德与绿蒂》的“散点视角”叙事结构，以其多元的层次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旧的”歌德和一个“新的”歌德。
    “旧的”歌德，是人们通常熟悉和了解的那些歌德情况：他的爱情，他的文学创作(已完成的，未完成的，曾在计划中的)，他对拿破仑的崇拜，他对浪漫派的睥睨，他对席勒的友情，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小说通过几个人物的讲述和谈话将歌德的这些方面情况集中地表现出来，凸出一个思想自由，意志独立，崇尚科学，执著纯情爱情，充满人文主义情怀，天才、个性、正义、自信、抱负、务实的歌德——一个人们在托马斯·曼小说之前就熟悉和了解的“伟人”歌德。这个歌德让客店伙计马格尔高山仰止，因为他写下了让人“在烛光下感慨万千，眼里含着泪水”(11)俯身阅读的篇章。这个歌德让绿蒂不能忘怀，因为他“很有天才，具有特别感人的个性，让人同情、忧虑，让人从心里倾慕”(29－30)。这个歌德让柯尔茨小姐想通过绿蒂的关系去接触和接近，是因为他是《浮士德》这部巍峨巨著的作者。这个歌德让叔本华小姐记忆犹新，因为他对拿破仑战争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和迥异于一般人的认识。这个歌德在奥古斯特看来，“他的生命、他的著作和他的人生决断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围，规定着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前途”(266)。这个歌德的伟大对于黎默尔而言在于一种自然主义精神的健旺和支撑，在于一种洞穿千古的文化人格和独特气质的散发。“新的”歌德，主要展现在托马斯·曼精心设置的一些歌德内心自述之中。这是人们以前不知道、不熟悉的。它们进发着灼人的思想火花，尤其是在小说出版的那个年代更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更能激发思考，因此，当小说最初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后，由于纳粹当局对托马斯·曼著作的封锁和禁止，在德国先是有人从瑞士暗地里带入了几本入境，接着有它们的手抄本在地下流传，或者有它们的要句摘录以“歌德与黎默尔谈话录”这个标题在传单上秘密散发④。
    这个歌德，是历史理性的化身，是忧国忧民的焦虑、最敏锐的感知神经和最透彻的批评精神的象征，是对周边的种种庸俗、猥琐、愚蠢、丑陋、狂热、妄自尊大和目空一切的对立和抗拒，是对德国人已经经历了的、正在面临的、将要可能遭遇的民族灾难的深刻思考和尖锐指陈，即便是使用意在言外的委曲表达，也有一语道破的发人警醒：“不要让精神随着尘土四散消失……如果说的只是虔诚而不是虔诚信徒的话，那么虔诚也让我喜欢。虔诚本来是件好事，是对神秘事物的暗自希望，甚至可以说对信赖的敬仰，如果说这些个傻瓜没有狂妄自大地将其变成一种倾向和一种傲慢的运动，变成一张狂妄的青年王牌——新的虔诚、新的信仰和新的基督教——，如果他们把虔诚同各种胆小怕事、同狂热的祖国意识以及具有敌意的盲目虔诚的腐败感情联系在一起，形成令人厌恶的信口雌黄的青年人的世界观……”(338)
    这是一个慎独自守、品性的砥砺歌德。他的内心独白表明，他洞察社会病象，清楚知道一个民族特别是其中的青年人(“狂妄的青年王牌”)全民性地在“国家”或“民族”名义下的那种所谓爱国主义“虔诚”，实却是民族主义的盲目和狂热，将要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要向德国人诚挚劝告和高声呼喊。
    这又是一个处于一种“孤独”状况的歌德。这个歌德知道，自己生活在这里，虽然是宫廷的一个最高级别官员，看似踌躇满志，如日中天，但其实又如同是生活在一种精神上的流亡之中，因为自己所追求的信念，所代表的那种德意志精神，“自由、教育、全面发展和爱”(361)的主张，与周边的民族主义狂热，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疯癫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不可能被人理解，更遑论获得支持。
    看到德国人精神的太阳已经黯淡失色，德国人的思想意识已经尘翳蒙满，这个歌德不由得感到凝重而沉郁，心灵和精神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和背离，不得不低沉怒吼“看到了他们的卑劣”， 不得不激愤叫喊“对这个活见鬼的民族怀有反感”(359)，不得不愤然宣布与这个“德国”从此决裂：“——他们总是当把一切尊严丧失殆尽才觉得自己伟大和崇高，他们阴险狠毒地对待那些被外国人视为真正代表德国从而受到尊重敬佩的人们，真是可恶又而可怜。我根本不愿意同他们和解。他们不喜欢我——这很好，我也不喜欢他们，因此我们就两清了”(359－360)。
    然而，这仍是一个心系这个民族的歌德。虽说宣布“两清”，怒言“怀有反感”，实却都是因为对这个民族的热爱已经进入了血脉的精神本质。正因为出发点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国人的举国狂热只是让这个歌德坚定了要进行斗争的反抗信念，国人的普遍追随只是让他坚定了要唤醒民族灵魂的责任意识。这个歌德知道，由于国人轻信那个“癫狂的无赖”，导致汹涌又凶险的疯狂已如箭在弦，民族历史沉重的篇章即将被掀开，此时此刻要帮助陷入狂躁的同胞建立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就得有力度，有锐利，有穿透一切狂妄的“惊雷”，有刺破一切野蛮的“见血”，就得针对这个民族身上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激烈地警当世而诫未来：“不要固执地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民族，无聊地抬高自己美化自己，以此来愚弄自己，甚至愚蠢地、用愚蠢行为来统治世界。不幸的人民，他们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想了解他们自己，每一个对自己的误解不仅仅引起世人的嘲笑，会激起世界对他们的仇恨，使他们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们算个什么，命运将会打败他们，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自己，不愿意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命运会把他们像犹太人那样驱散在世界各地”(369)，就得以犹太人流浪世界的遭遇，来警告人们追随那个“无赖”极有可能招致的民族灾难，就得为一些德国人在犹太人住宅区犯下的抢劫和暴力行为感到难言的愤慨和可耻而直逼这个民族的良心和良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一时冲动，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待到头脑冷静了下来，还要得意洋洋地作出宽宏大度的姿态，以为这就抵偿了他们的罪行，——真是既可笑又可叹”(446)。
    如是犀利的言辞，一鞭一痕，拷问德国人灵魂，给小说一种酣畅淋漓的多重针砭抨击的理性之力，犹如飞出的利刃，让发生在德国的一切“狂暴”、“可悲”、“阴险”、“狠毒”、“愚蠢”和“盲目”无处遁形。这些对在德国土地出现的黩武主义反文化精神和沙文主义野蛮风气的揭露和批判，这些对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因其行为上的野蛮、疯狂和人性上的失控、变态将要遭受的反击、惩罚、厄运和灾难的警告和预言，如轰雷炸响，让人始而震惊，继之正视，如风雷呼啸，千钧横扫，千古上下乃此歌德一人，读着便有一种震耳欲聋、振聋发聩的感受，因此二战结束后1946年7月28日，该小说被代表英国王室对纳粹德国进行起诉的公诉人哈特莱·W.肖克罗斯勋爵在纽伦堡战犯法庭上提起的起诉书里，根据他收集到手的“歌德与黎默尔谈话录”引用，意在加强效果，却不料首先被英国媒体“曝光”，人们才知道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历史上的歌德的话语，而是《歌德与绿蒂》作者托马斯·曼自己的杰作⑤，是托马斯·曼在借歌德之口表达的“自己”。
    三
    对写一部歌德小说，托马斯·曼想法已久，1930年时他就曾对出版商提议说应当有人来写一部“歌德小说”，这一想法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响应，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托马斯·曼一直没有动手。因此，这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托马斯·曼创作他的歌德小说的开始时间。那是1936年的10月，托马斯·曼将此时已经发表了前面三部，他将本该一鼓作气接着写其第四部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搁在了一边，开始了《歌德与绿蒂》的写作。个中原因，有对圣经故事题材其间已经跋涉了十来年、很想换个主题的想法，更有因为当时出现的历史情况和氛围，在作家看来最好是绕道“历史”而“影射”之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纳粹势力在德国和周边越来越甚嚣尘上，致使从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后就一直寓居国外的托马斯·曼越来越处在一个情绪黯淡的境遇之中，他虽然心怀凄凉，但更多的还是越来越奋起抵制和抗拒：也就在1936年的2月3日，托马斯·曼在《新苏黎士报》上发表“公开信”，明确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主义态度，宣布自己是流亡作家，不与纳粹德国苟合。《歌德与绿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在托马斯·曼明确自己迎纳流亡者的身份后开始动笔的。
    这时开始写作的《歌德与绿蒂》，显然是托马斯·曼感觉到的时代的一个政治要求。这时开始与笔下歌德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因为作家的历史发展观、价值选择、政治态度和人生追求有了新的高度，便有了一个“新的”歌德，便有了上述那些为人们以前不知道、不了解、不熟悉的，让歌德的精神品格熠熠生辉的歌德言语，便有了书中的歌德厌恶那些“信口雌黄的青年人”⑥，便有了书中的歌德对德国感到失望，说“对这个活见鬼的民族怀有反感”⑦，便有了书中的歌德厉声谴责一个蛊惑德国人的“颠狂的无赖”⑧，便有了书中的歌德引用一个据说是来自中国的说法“伟大人物是一种公害”⑨，让席上爆发出一阵大笑，而这笑声如此痛快，因为它实际指向是奚落卑劣心理的希特勒⑩，便有了书中的歌德对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义愤填膺，因为1938年11月9日这天在德国发生了打砸犹太人住宅和商铺的“帝国水晶玻璃之夜”这一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便有了书中的歌德血气蒸腾，旋乾转坤地宣布与“你们的德国”决裂，而这些话实际是托马斯·曼自己的文本，读者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作家自己的流亡者“宣言”：“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同他们所说的恶毒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是德国，但是我才是德国，你们的德国彻底地毁灭吧，在我这儿她将继续存在”(360)。一个“你们”，一个“我&rdqu o;，界线分明，意志坚决，表达了绝不与之苟合、绝不屈服于压力的态度。一个“彻底地毁灭”，一个将“继续存在”，一灭一存，一负一正，不止是语言的量的加重，更是坚定信念的腾飞。托马斯·曼借歌德之口表达的“宣言”，包含着两种统一的感情因素：崇高和骄傲。崇高是由于对“你们的德国”不表示和解，骄傲是对不肯和解的自己的自信和自负。在这崇高和骄傲之中，又沛然流贯着一种匡时正危的精神气质和使命感。这精神气质和使命感之源，正在作家。作家虽然被迫流亡，但祖国仍是他的情感所系。流亡并不可怕，流亡的命运反倒使得流亡者唤起承担使命的内心崇高，比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与祖国的形象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因此，托马斯·曼让笔下的歌德力扛九鼎地宣布“我才是德国”，就是在假托歌德气魄豪迈地宣布：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这不言而喻是一种勇敢精神的横空凌放，是一种抵抗和坚守意志的强力渲染。1938年2月21日，托马斯·曼携家人离开欧洲流亡美国抵达纽约时，当记者问及，他对于德国和奥地利协议“合并”一事有何评论时，他说出了“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Where I am, there is Germany)”(11)这样意志高昂的话语。
    一切历史都可以是当代史。《歌德与绿蒂》这部“历史小说”，对主要人物的设计上既有历史的依据，又不拘泥其中。作家采用“散点视角”的写法，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和歌德自己的内心独白一步步进入“历史的”歌德，运用对歌德的广泛阅读，在人物对话和歌德内心独白中大量融合歌德自己创作的作品中的语言来写歌德(12)，给小说造成一种参差错落的“歌德至味”，让读者愿意认同小说里的人和事是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还原。托马斯·曼充分利用“历史小说”与当前结合的可能性，充分利用小说的“主观性”叙事结构，根据历史上的歌德在论及德国人时总是“话说得颇为尖刻”，对德国民族的评论“不总是特别好”(74)的性格特点，“随心所欲”地驾驭历史，借歌德之口将实际上是对纳粹德国的抨击，对希特勒的奚落，对流亡者使命感的“宣言”和对犹太人遭遇的愤怒呈意笔端而无羁绊，又表明小说字里行间跃动的，又是作家审视历史题材的当前眼光和当前立场。肖克罗斯勋爵起诉书中的歌德引用语被揭穿真相后，托马斯·曼对此回复英国驻美国大使的来信时说，“但是我担保，虽然歌德没有具体说过公诉人所引用的他所说的这样的话语，不过他完全有很可能会这样说的，从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说，肖克罗斯先生的确引对了”(Mann 308)，一语道破书中的歌德在其“新的”形象上，是作家对历史上歌德的精神人格的独特解读，是托马斯·曼对以歌德所代表的德国优秀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
    从一个文化上和“人性”层面上的“旧的”歌德开篇，到一个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新的”歌德结束，托马斯·曼笔下“两个”歌德的融合，完成了对历史小说的一种虚之更虚、实之更实的创新，完成了对既是伟人又是凡人的歌德的塑造，完成了对歌德榜样的热情颂扬，完成了对歌德情结的释怀，完成了对歌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特定蕴含的凸现，完成了对德国优秀文化正气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让人可以从中触摸到作家一定心迹的作品。回顾当初，当刚刚面临流亡生活的时候，包括托马斯·曼本人在内的德国流亡作家很多人都情绪低落、精神迷茫，感到困难重重，知音寥寥，感到了切实的不安、烦躁、失落、惆怅和惶悚，看看如今，托马斯·曼在小说里借歌德之口指陈德国境内的精神迷狂，突出由流亡者所代表和象征的精神文化的德国才是真正的德国，两相对照，不能不说托马斯·曼以智慧之光烛照历史题材，努力发掘歌德身上跨越时空、足以震撼当代的精神力量，借歌德形象所蕴含的拯时气魄和救世情怀来完成精神的自我确立，借闪耀着德国优秀文化精髓内核的歌德名字来完成对自我意识的呼唤、勃兴、肯定和高扬。“他们中的优秀者总是处在流亡之中，而在流亡中，在分散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发扬自己身上的好的品质来造福他们的民族，成为社会中坚”(369－370)，托马斯·曼让自己小说中的歌德如是说，表明他不仅不只是并不惮于，而且还不无自豪地要让读者知道他对歌德小说的完成是一种相当“功利性”的完成。
    在一个更开阔的角度上，《歌德与绿蒂》对于整个德国流亡文学的意义也是非同寻常。小说假托歌德之口呼唤和建立流亡者的精神自我，不仅谱写了作者自己的心声，同时也表达了德国流亡者们的莫大自许和期许，体现了他们在人生命运遭遇流亡艰蹇中的坚守、突围和追求。斯蒂芬·茨威格就说，“在这些沉闷和压抑的日子里，任何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都是值得去双倍欢呼和感谢的。托马斯·曼新作《绿蒂在魏玛》就带给我们了这样一个最高级别和最纯粹级别的精神上的喜悦，一部了不起的大作(……)。希特勒德国境内被捆绑的受驱使的文学在这七个贫瘠可怜的年头里的所有产出，加起来分量上也抵不过流亡中写成的这一部书”(qtd. in Paul 274)。在这个意义上讲，《歌德与绿蒂》非常之卓尔不群，毫无疑问是德国流亡文学的一部富有思想意义的经典著作，其“两个”歌德的融合可谓整个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注解【Notes】
    ①托马斯·曼：《歌德与绿蒂》，马文韬 陶佩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490。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托马斯·曼小说第九章里有这个便条的原文：“如果您，亲爱的朋友，……致以衷心的问候——歌德”(473)。
    ③参见Klaus Schrder, TM im Urteil seiner Zeit，Dokuumente 1891-1955(Hamburg: Wegner, 1969)346.
    ④参见Thomas Mann, “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Thomas Mann Gesammelte Werke in zwlf Bnden, Band XII: 308.
    ⑤参见Thomas Mann, “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 Thomas Mann Gesammelte Werke in zwlf Bnden, Band XII: 307-08.
    ⑥一战后因为托马斯·曼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就经常受到一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人的公开反对。参见克劳斯·施略特：《托马斯·曼》，印芝虹 李文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112。
    ⑦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托马斯·曼出于对德国对于“自由和理性的意识和要求，从根本上要比那些草莽之辈和蒙昧主义者所相信的更有力量”的信任，而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但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愿望反其道而行之。参见克劳斯·施略特：《托马斯·曼》，印芝虹 李文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26－127。
    ⑧历史上的歌德此时在魏玛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手下为官，虽未实现政治上的国家理想，但对这个公爵也有“知遇之恩”，不可能说他是个“颠狂的无赖”，且当时魏玛也没有民族主义的举国狂热发生。
    ⑨托马斯·曼是在尼采那里读到了这个据称是来自中国的说法。
    ⑩在同时期写下的“希特勒老兄”(1938年)一文中，鉴于希特勒曾经是学艺术出身的，所以托马斯·曼称他为“艺术家老兄”，奚落他是个灰暗的、不良心理的堕落艺术家，利用口才蛊惑民众，煽动复仇，其恶欲人格践踏了“伟人”概念。
    (11)美国《纽约时报》次日发表托马斯·曼的这段讲话。
    (12)如绿蒂思绪里对青年歌德的一些回忆就来自歌德的《诗与真》，或者在小说最后一章里歌德与绿蒂的谈话中还使用了一些歌德《西东合集》中的句子；该诗集是1819年才出版，也就是说绿蒂当时在魏玛重逢歌德时还不可能知道这些诗句，这就给人争论歌德与绿蒂在马车里的交谈是真实的发生还是只是绿蒂的幻觉提供了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