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研究

　　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均有影响。要从政策上加强对其利益的保障，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环境适应性较差。学习是青少年是一项主要任务，而适应性与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直接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明显低于城市学生的正常水平，学习压力和学习焦虑却显著高于城市学生。一方面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学习基础不同，学习方法较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适应新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导致学习压力较大，学习信心不足。

　　（二）自我封闭和自卑。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很多都出生在相对落后偏僻的家乡，他们的视野较为封闭，社会关系单调，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较少。他们在城市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所未见，自身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有较强的心理防御机制，不敢或不愿意主动与他人交流，非常容易导致自我封闭心理。

　　（三）受歧视并缺乏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生活时，因其父母的工作性质和自身条件，他们很少获得来自父母的关怀，在与其他人进行交往时心理需求同样不能很好地满足。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弟在学校和社会上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在情感体验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孤独和抑郁体验，缺乏对自身在社会角色上的明确定位。

　　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家庭因素。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虽然在重视个人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想让子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其对子女的发展更多依靠学校和老师。一方面是工作性质使得他们没有更多时间教育子女，另一方面由于学历限制也使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力不从心，大多数的父母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到学校和老师身上，过分强调子女对自己和老师的服从，限制了子女的自由发展。

　　（二）学校因素。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短缺，办学条件差，缺乏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短缺，甚至部分学校并没有真正的办学资格。即便是比较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利用学校资源方面也很不够，没有建立有效的家校合作机制，没有搭建起多渠道的家校合作平台，对于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帮助不大。

　　（三）社会因素。随着一些省份和城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限制政策，国家将户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发展无疑将大为有利。但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却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农民工及其子女在享受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依然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在各地义务教育的总体规划方面，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仍然是户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想和城市孩子一样享用城市的教育资源，还需交纳额外昂贵的学费、借读费。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一）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强化家庭对子女心理健康的抚慰功能。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都是由于缺少家庭教育，提高家长心理健康水平和家庭教育水平迫在眉睫。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工作性质严重阻碍了其在家庭中发挥更大作用，加之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群体更注重现实利益，缺乏对长远利益包括子女教育的长远考虑。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的保护，免除后顾之忧，克服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压力，引导他们正确地开展家庭教育。

　　（二）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丰富其教育资源。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资源方面，公办学校作用甚微，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堪重负，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做政策倾斜。教育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在财政及其他资源方面做适当的倾斜。农民工子弟学校方面也应当定期举行学校与家长的联系会议，使农民工父母能够充分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完善其家庭教育内容；设立家长接待日制度，创建家长和老师交换信息的平台；通过各种活动如指导培训，吸引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

　　（三）以社区为单位，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缺乏教育理念、缺少教育方法、不能很好的和子女进行沟通、家庭教育缺失等诸多问题，社区在缓解这些问题上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社区可以积极强化自身功能，建立和完善社区帮助农民工家庭系统；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吸引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关注，促使政府增加教育投资，将新生代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设纳入城市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四）借助媒体的力量，倡导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尊重、理解和关怀。媒体应积极传播农民工在城市发展和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引导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发展成果的同时，客观地认识到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性，尊重和理解农民工群体的劳动付出，对农民工劳动者予以认可和鼓励。提倡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认识农民工，承认其辛勤的汗水和付出在推动城市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媒体尤其要重视对农民工群体正面信息的积极传递，使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公众的关怀，互相尊重有益于农民工产生责任意识，进而约束自身言行。新生代农民工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有利于其市民意识的形成，改善其心理成长环境，间接地缓和了社会潜在矛盾，有利于整个社会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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