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人物心理创伤探究

　　从最初的人类文学开始，就充斥人物的心理创伤描写。人类文学对于主人公创伤的形象描写及对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刻画已经获得空前未有的深度，使得精神分析学有了最广阔的用武之地。文学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又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现实主义小说到现代小说中对于主人公创伤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细致，他们不乏男性笔下勾勒的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扭曲而使得人性异化的男性主人公和女性主义作家小说中的受尽苦楚折磨，甚至身体精神双重迫害的女主人公。创伤研究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课题已经有140年的历史[1]。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临床经验主张通过“谈话治疗”（talking cure）的方式，使得患者摆脱创伤事件带来的困扰和煎熬，以期达到治愈的效果。创伤研究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盛行开来。大量的创伤理论在应用到临床的同时，也用来关注小说作家和主人公的创伤研究。

　　一、创伤小说的特质――可怖的空间和经历

　　创伤是主人公对于难以承受的事件作出的情感反应。通常这些事件打破了主人公对个体认知和对外界的评判标准。创伤小说通常论证小说中对于主人公具有创伤性打击的事件是如何打断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联的。小说主人公的道德价值观及其与社会的关联只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创伤小说通常通过精心描述一个带来主人公创伤的物理空间，实现对镶嵌在环境中的决定人物身份和创伤性经历的个体和文化积淀。通常创伤给个体带来了无言的恐惧，破坏和分裂了人物对自身的身份认知。

　　创伤小说的另一特质是它通过文本的建构、各种叙事方法的采用使得主人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难以磨灭的创伤能够投射到读者，形成个体，甚至是集体的感知。通常，小说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的可怖经历的回放实现自我的完全转变。这些可怖的经历通常造成主人公极端的反应，可怖的经历不仅包含集体的经历，例如战争、洪水等其他自然或人类的暂难，还涉及私密经历，例如在爱丽丝?沃克小说《紫色》和托尼?莫瑞森小说《最蓝色的眼睛》中的性暴力或者是体现在埃布?艾德沃特小说《黑太阳》中的主人公最深爱的人的突然死去的创伤性经历。创伤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反复。无论主人公在经历可怖事件后如何生活，创伤的毁灭性影响并不会减弱。通常来说，创伤的反复表现在梦或噩梦的“重复干扰”。正如弗洛伊德首次对“战争神经衰弱症”感兴趣时所说的：“就是不断地把病人带回他发生意外的情境中，然后从这种情景中惊醒，再次被恐惧包围。”[2]由此看来，小说中恐怖的空间和经历是创伤小说的明显特质。

　　二、人物创伤――失控的历史症状

　　创伤事件在其发生的当时未被完全整合或转化为经验， 而只是到了后来才以重复的方式控制当事人。遭受创伤， 正是被某意象或事件所控制。托尼?莫里森小说《宠儿》的主人公塞斯就是一位因种族压迫而导致心灵受到重创的黑人女性。她和住在124号社区的所有黑人同胞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在获释之前饱受白人的种族压迫，作为黑人女性的她，经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塞斯来到“甜蜜之家”后立刻被白人命令找一个性伴侣，她被迫与之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性交并被白人不断残忍地性侵犯。这种梦魇般的经历使得塞斯遭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正如心理分析家Vander Kolk 所阐释的那样：“人内在和外在的所有资源和储备无力抵御外界威胁时，创伤继而产生。”[3]

　　遭受了莫大屈辱创伤的塞斯成了种族压迫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强烈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吞噬着这样一位黑人女性。巨大的创伤使得她无力恢复健康的心理机制，心理发生扭曲变形甚至异化。她为了避免女儿再次遭受种族压迫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逃脱残酷的黑人女性的命运枷锁，毅然决然地用斧头杀害了自己的女儿，以此作为本人的精神解脱。这使得一位受尽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黑人母亲从一个受虐者扭曲变形为一个施虐者，使得母爱变得扭曲，变得罪孽深重。然而，她的行为使得她这样一位饱受心灵创伤磨炼的黑人母亲永久性地陷入了创伤的无底深渊。无底深渊并不仅仅吞噬塞斯这个黑人母亲，而是吞噬着整个住在124号社区的所有黑人同胞[4]。

　　由此看来，小说中恐怖的经历，使得主人公的创伤凸显，并投射在读者中，形成个体和集体的感知。塞斯作为一个遭受深重生活磨难的黑人女性，她遭受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为避免女儿重蹈覆辙，重新经历生不如死的苦难生活。她从一个遭受严重心灵创伤的受虐者变成一个向自己亲生女儿下毒手的施虐者以此诠释母爱。塞斯通过再次经历创伤性事件所获得的这块刻有“宠儿”二字的墓碑是托尼?莫里森的一个文学隐喻，实际上它是塞斯心灵创伤的表征，同时也是整个遭受种族压迫的黑人创伤的表征。创伤症状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对现实的歪曲， 也不能被解释为创伤症状赋予它希望忽略的现实以无意识的意义， 也不能被解释为对过去的愿望进行压抑，而是历史的症状。

　　三、创伤描写――宏大叙事

　　小说中承受创伤的主人公的个体创伤通常与更大语境下的因素和文化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创伤小说通常将主人公的创伤以大众的视角呈现，使得个体的创伤经验成为大众的群体经验。主人公在叙事中，不仅是人物，而且是叙事的符号指涉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人、文化、种族或性别同时集体体验了创伤性事件。例如万恶的奴隶制度、人类的战争、苦难、性侵犯和自然灾害。例如作家希克?莱斯来尔在小说《礼仪》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文化形象唤起了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觉醒，尤其是美国始于16世纪对于当地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事件、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内战等。

　　然而，小说中提及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不仅暗指与那些特定历史关联的群体经受了创伤，而且暗指特定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当时的文化和集体身份所具备的特质[5]。个体是在具备多重经验价值标准的特定文化语境下，感知和遭受创伤。创伤小说的内在动力来源于通过对个体的创伤性经历在个体和大众意义之间徘徊呈现。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创伤性体验在小说中实则通过特定的文化驱动力塑造，形成了个体经验投射到集体经验的宏大叙事。

　　创伤小说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的创伤性经历，主人公也不仅仅是文本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也是象征着集体经验的符号，折射出整个特定历史和文化下，群体的创伤性感悟，创伤的意义徘徊在个体和大众意义之间，通过私人和政治范式中迂回中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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