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传统研究及其对当前中国社会体系重建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走完了“镀金时代”的旅程之后，整个美国社会积蓄了半个世纪的力量被释放了出来，北美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影响比肩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一场全面的改革，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类理性可以推动社会的而进步，美利坚民族必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而一场以“进步”为名的社会性改革运动袭来。

　　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发展超越了其他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霸主。但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是行政效率低下，官场腐败猖獗，国家建设和持续发展危机重重。但是在经历了广泛、持久、深入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之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如果说南北战争的影响方式是爆发式的革命，那么进步主义改革则是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内涵式的浸洗，这场“洗礼”过后，美国的国家实现了重建，社会实现了重构，市场实现了重组，这为美国取得后来的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当前的中国社会，联系美国进步主义时期，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了中美两国社会相似的发展轨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然而，中国转型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伴随者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也必须直面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自90年中期以来，我们至今仍然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比如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政府职能的越位与失位、人权和法制的制度性缺失、资源环境与生态的破坏等。

　　由此，我们了解到无论在发展阶段、发展背景、社会问题和改革需求等方面，进步主义时期都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现实和问题具有强烈的可比性。通过进步主义时代的政府改革，美国成功地解决了国家建设和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为美国政府转型乃至整个20世纪的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化基础。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及社会治理改革的当代意义，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迁、国家建设和公共政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有选择地借鉴和汲取一切有益的历史经验，对于转型期社会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因而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就明确了，通过研究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及其前后具有进步主义性质的各种改革措施，以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阐明其根源、内容和后果的基础上，力求解释它的发生逻辑和可能性，来从感性认识和感性材料中取得一种抽象层面的理性认识和精神――进步主义传统，在深刻理解和内化这种精神和传统的基础上，为我国当前政府和社会的改革转型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

　　一、美国进步主义传统研究

　　Steven?J.Diner在《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美国人》开篇就说到“美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一边摧毁者传统的机遇，一边又展示着令人激动的新前景。他们颂扬开拓的成就和史无前例的丰裕，然而又悲叹自己失去了独立、自主，甚至自由”。这生动地展示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心态，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是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运动导致了传统社会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另一方面是由此生发出来的、社会各个阶层力图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美国内战后时代流行的是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强化了美国人对有限政府的信奉，但是当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化的扩张使得美国人感受到自己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甚至是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时，他们认为单靠社会无法控制这种不可避免的进化步骤，在改变经济实力的集中方向和缓解它的社会影响方面，政府不得不出面承担重要职责，由此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便一改以前的态度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以获得经济保障、求得个人自主权、追求一定的社会地位。

　　所以，就如王冬梅在综述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所说的那样：“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有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改善，创造出与物质繁荣相匹配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在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内隐性的理念价值层次的“进步”，物质层次的进步与繁荣固然是进步时期的关注焦点，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一切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理念变革的先行，构成整个社会变革的原始价值观念的积累，最终形成冲击社会变革基础的精神源泉与动力。

　　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治理信念，形成了美国所特有的进步主义传统，进而也就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这里所指的社会治理结构应该是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存在的治理权利分布现状的雏形所在，也即第三方治理主体――NGO。虽然第三方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是在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但在此时各阶级阶层公会与行业协会的联合影响政府决策已经就预示着一种新型社会发展道路的来临。社会治理理念也就是与结构相配套存在的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进步主义”的治理理念，它有着奥斯特罗姆的多元中心主义的影子，反映了权利与权力意识逐渐醒悟与成熟的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也能看到至今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这场称之为进步的运动要求政府效率的提高，社会效用的实际可现。

　　首先，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期，它的各种问题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社会的反制运动也在此时开始大规模地出现来保护人、自然和社会组织。由此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双向运动”在此时正面交锋，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陷入混乱。在进步主义时期前美国政府的决策大多都沿袭了自由主义的观点，面临自由放任导致的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开始着手进行正式整治，罗斯福总统率先拿最大的几个托拉斯开刀，结果是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自由放任有了一定的“范围”与“限度”，但是总体来说这次代表两种力量的正面交锋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最终胜利，在大萧条之前的时期不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多么的有计划色彩它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放任这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这次社会的反制力量在面对经济市场的主动进攻之时表现的要比以往更加激烈和有效，这次的反制运动在波兰尼看来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以金本位制为依托的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扩张形成的一个社会体系要求政府永远是亚当?斯密思想中的守夜人，但是美国政府却在这次运动中被社会反制力量推动者走在了社会保护运动的前列，对这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扩张与渗透造成了掣肘，由此可以大胆地说，美国政府在这次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对于一战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责任。就像弗雷德?布洛克在为波兰尼的《大转型》所作的《导言》说道：“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倾向使他们发明出金本位制，希望由此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但事与愿违，金本位制度无止境的冲击却迫使国家通过不断加固的国家乃至帝国边界来巩固自己。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施加惩戒性的压力，但它的功能却被从关税壁垒到帝国主义等多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严重削弱了。然而，甚至在这个完全悖谬的体系随着一战的到来而崩溃时，他依然被视作当然，以至于政治家们也行动起来，致力于恢复它。在1920到1930年代，整出戏又再次悲剧性的上演了，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公民之间做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虽然大多数史学家对此观点不以为然。 　　其次，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也在这次进步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实践。行政生态学的代表人里格斯在分析行政的生态背景时提出了三大行政模式的比较，即农业社会的融合型行政模式、过渡社会的棱柱形行政模式、工业社会的衍射型行政模式，这三种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发展的，在这里我们用这一发展的流程来论证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是怎样在进步主义时期实现的。

　　在进步主义时期前后美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历程看似是与里格斯的发展模式相反的，但是如果从实质上来说，进步主义之前的时期表面上看似分离的政治与经济其实是高度融合的，而且这种融合是纯粹单向的，主要表现为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政治与社会的肆无忌惮的入侵与渗透，所以这与仍旧符合里格斯的相关理论;进步主义时期之后，虽然表面上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但是这种互动形式却是一种制度性的分离，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被制度规则所束缚，而且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双方所遵从的制度规则是服从于一种社会契约的，这种契约与制度是经济与政治双方共同约定的，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大萧条期间，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此时经济却未像以往一样出现发展不适不佳的状况，反而在政治的干预下快速地从萧条中恢复了过来，但在后来20世纪70-80年代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政治的过度干预导致经济的发展出现滞涨，后来的里根改革和华盛顿共识又再次调和了这一制度契约。所以，就像波兰尼在《大转型》在论述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时期一样，他说：“19世纪的文明之所以独特恰恰在于它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机制为核心的”，百年和平的维持靠的就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制度性分离所形成的国内国际势力均衡体系。

　　中山大学马骏教授在他的研究中也谈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广泛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引起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大转型，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改变了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并打破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维持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平衡”，所以由此可见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规则性分离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实现一个大转型，要么我们永远存活在政治与经济所形成的矛盾怪圈中，要么让我们扭转社会生活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让制度、规则、契约精神改变我们的心灵，重构我们的国家与社会。

　　最后，进步主义时期的发展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场社会的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在于体现社会存在的制度设置的致命创伤，因而重点是社会的重建”。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出出现，其中固然有科技进步与通讯交流工具等技术性因素的改善，但是这只是提供了一种传播媒介与载体，真正的进步首推文化领域的先锋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化和经济影响对人们的影响是一种被动的推力，整个社会和民众在经济这家快速奔跑的马车上向着“未知”的未来疾驰而去，但是直到1900年前后，人们才了解到了“未知”所在，那么人们是怎样直到“未知”为何物以及“未知”所在何方呢？答案就在于文化的自信重建和社会的权力重构。

　　在Diner看来，美国社会在1890年代出现了危机，他在论述这种危机存在与表现的方式时，从美国农业、工业、金融、政治、生态等方面展示了进步主义时期之前的危机与灾难，尽管市场体系的发展或者说是在以上各个方面的一种扩张使得一种自从基督教产生以来就从未有过的，声称拥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就在全球展开，不过，这一次不像以前那样是精神层次的洗礼，而是在纯粹物质层次上的极大的满足。但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这些纯粹物质层次上的了，就如上面说过的那样，我们要做的是探寻一种文化层面的美利坚式的自信和社会层面的权利与权力的重构。

　　美利坚式的自信从文化层次上来说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成者，自从哥伦布的帆船抵达美洲大陆的那一刻起，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就沿着这一新航路来到美洲这片土地上，重新进行开花发芽，孕育一种新的美利坚文化。在欧洲各国的移民潮中，最开始移民的大多数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带着改革后的基督教精神前往希望的大陆，经过七年战争等一系列的宗教战争或其他形式的战争清教徒们厌倦了欧洲的那种在他们看来是腐到骨子里的宗教与社会现实，所以结果是《五月花号公约》等一系列重建社会的规则被确立。此外，我们应该看到，伴随清教徒而来的不仅是体现着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有欧洲各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社会，政教合一，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皈依基督教的大多数是社会精英，他们对本民族和基督教的理解都是超出一般社会公众的，所以基督教精神与欧洲各民族优秀文化汇聚于北美大陆之时，果实肯定是丰硕而饱满的，这样一个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美利坚文化又有何缘故不让其民众不产生自豪感和自信心呢？

　　特别是发展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的经济的异军突起使得美国人感到这样一种机制发展的优势所在，只不过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势头超越了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造成了人们对文化层次的东西的相对忽视，所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期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美国人开始重新寻找一种平衡，使得美国社会的发展不至于失调。

　　二、进步主义运动对对当前中国社会体系重建的启示

　　所以，在探究完美国资本主义运动的进步主义传统以后，我们总结出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所具有的进步主义传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传统时至今日都是美利坚傲视世界的资本，当然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是颇多的。

　　如前所述，我们国家自从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开始实现，这更是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的结果，此时存在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在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依托于这个曾经的市场体系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当我们当我们国家决定加入这个世界体系之时，我们就必须服从于这一体系的制度与规则。具体体现就是以下几点： 　　首先是政府对双向运动中社会的反向运动的重视与引领，从90年代开始，政府虽然开始尝试着去培育市场领域的各种市场主体的存在，但是却忽视了社会领域的主体性思维与主体性组织的良培育与发展，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但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反思的首先是这个社会的前提存在。而当前社会出现的反向的保护主义的力量的出现正好为我们这一前提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契机。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半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他们离开了农村以后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由此使得农村和城市出现了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这一社会群体大多在90见证了90年代我们国家刚刚发展市场经济时所表现出的各种不适应，譬如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由此他们既不满当前的社会现实有不想通过市场的正常手段实现自己的成就，所以这就如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之前的社会情况一样，这些力量的存在既是庞大的社会生产力的载体，但也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威胁着。所以政府必须在这种双向运动中运筹帷幄，合理调节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要像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所表现的那样，出现调试不适不佳境况。

　　其次是文化与民族自信心的复兴，这一点正是我们当前社会尤为欠缺的。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喊出了政治方面或者经济方面的各种大而空的口号，但是实践起来时又感到存在诸多罐车不了的障碍，这其实就是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关系时认识不清所导致的。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但是波兰尼把却“把市场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作是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仍然可以引申一下，那就是嵌入这个广阔的社会的不仅有经济而且有着文化的奠基与熏陶。这一点尤其是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的尤为细致，古罗马社会之所以如此繁盛正是因为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后来被称为欧洲蛮族的日耳曼人也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洗礼下发展处至今令人敬畏的西欧社会。

　　相比之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绝对是不输于美利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从近代开始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化发展势头不如古代那么强劲，而且随之出现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炎黄子孙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呢？我想这值得我们思考，而且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当我们我们从西方文化中获取的养分不能够满足我们社会的发展时，我们就必须回头看看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将一些本该重视的东西遗忘在历史的硝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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