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精英与东北民众的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55-02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日本于1932年2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日本的殖民统治不仅给东北地区的政治结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更给东北各阶层民众的社会心理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东北各阶层民众面对剧烈复杂的社会动荡，社会心理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在以往关于抗日战争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注重研究官方政府、各党派、社会精英阶层，对东北普通民众的社会心态关注甚少，而其人口比例占据却占绝对优势，“殊不知中国之真正民众，乃是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老乡民。”[1]17对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问题，当时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力量，“目前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对日全面抗战是以轻武器来克服重武器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的全民性，民众力量在战争中之地位的重要比一切现代战争都更为显著。”[2]43作者还提出了抗战中应如何组织民众的建议，“第一，民众组织须有具体的内容。第二，民众组织须为自动的形式。第三，民众组织须有普遍的发动。第四，民众组织须有民众自己的干部。第五，有条件地利用原有的民众组织。第六，民众组织不限于战地。”[2]43-44由此可以看出，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已经日益凸显，而东北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社会心态是什么，特别是如何引导东北民众的积极抗战心态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积极的抗战心态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东北民众就遭遇到了日本的残酷屠杀。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战争造成东北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日军在东北的罪行给东北民众的心灵造成了无尽的伤痛。面对日本的残酷统治，对于手无寸铁的东北民众而言，渴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意识在他们心中渐渐萌发，这种民族性也在一代代的传承中逐渐坚定。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各地相继成立了57路抗日义勇军，盘山人张海天、项青山等人率先拉起抗日武装――“讨日扶民救国军”，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他们的群体来源主要是部分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其活动地点遍布东北全境，活动区域的条件非常恶劣，但他们抗日的决心却非常坚决，“为中国汉族争光荣，只要此身在世，绝不能让倭奴得展凶焰。他们唯一的信念，就是向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3]18在为保全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中，大部分民众都持有朴素的抗战心态，特别是一些不甘于做亡国奴的东北爱国人士多持有积极的抗战心态，他们通过报纸、报刊等舆论媒介，揭露日本的罪行，号召中国民众为民族而战。如有一些东北爱国人士流亡关内，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聚集了四百多位东北流亡同胞，东北民众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简称“东救会”。大会选举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金哲忱、彭振国、熊飞、苏上达、李梦兴等九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东救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东救会”于9月28日发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言》，《宣言》抨击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并企图吞并中国的罪行，并号召中国民众为中华民族而战。为进一步宣传抗战思想，“东救会”创办了如《救国旬刊》《东北通讯》与《东方快报》等报刊，系统阐述抗日救国的意义，并大量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些爱国人士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宣传，这种积极的抗战心态也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影响到普通民众，并逐渐成为东北民众社会心态的主流。

　　二、幻想、观望等待的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在社会舆论上加强了对东北民众的控制，并封锁了关内的消息。1932年2月底，关内报纸全被扣留，普通百姓家里的无线电收音机也因为日本控制的大连电台发出的强烈音波的干扰，听不到关内的消息，普通东北民众如讨论伪满洲国的事宜或扯标语则会被处以极刑，广大东北民众悲愤达到极点，却“均默默不敢谈短长。”[4]91也有大胆者，花高价买关内报纸以期预测东北未来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远在关内的同胞们，每天会不会像我们一样，有些美妙的期盼，我们每分每秒所渴望的是关内出兵，上海得胜，偶有好消息暗地传来，莫不喜形于色，尤其是关内兵，已占通辽打虎山，上海歼敌二万，虽然这是谣言！唉，我们盼到海枯石烂了！我们盼到肝肠寸断了！”[4]91但很多东北民众在观望，如当时报刊这样报道，“东北民众除惊骇外，均寂然不响。”[4]91

　　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清廷遭遇的重创，使国人的自信心大幅度下降，一股对未来悲观、失望的情绪在社会民众中蔓延，如有东北民众说，“你看小日本弄的多么好，火车比从前好多了，钱法也不毛，官家的私弊也不敢做了；飞机、枪、炮都是何等的精巧，中国再分有法，也早就出兵了。听说现在内地还打仗呢，一点报仇雪耻的心也没有，恐怕‘满洲国’会永远成立，哼！我们这亡国奴的命运，或许是确定了吧！”[3]17

　　这些心理反映出当时东北普通民众的消极观望心态，如何使这种心态向积极的抗战心态转化，需要知识精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不断论证。如有知识精英听到这失望的话语，内心被深深的刺痛，不禁写道，“真若到再不努力图强，收复失地，恐怕将来人心一死，大事无济矣！不过还抱这种心理的人，究竟占少数，我们急起挽救，正不为晚。”[3]17

　　三、知识精英的积极引导 　　对于大部分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往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而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切与担忧，“第一，是觉得国家民族的前途，太艰难，太危险，一时想不出如何起死回生之术。第二，是觉得时艰如此，我们还只是徒有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第三，是觉得民生困苦已极，我辈的享用未免已太过分。第四，是觉得现今时代的趋向，似乎我们这般号称中等阶级的人，已将无地自存。由这种种的自觉，就起了彷徨歧途不知所可的心理。自从去年九一八之后，大家内观国势之危急，外观强邻之凶暴，与世界大局之浑沌凌乱，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不安，都想求一由死入生的途径。”[1]17这些知识精英内心非常复杂矛盾，他们既关心时局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斗争中，“一般住在租界里的朋友们，不单做了中国式的士大夫，还要兼差一个外国绅士的身份，实在可怜可欺，然而我们这般人中，但凡天良未泯的，我想也决没有一个安于此种现状，这就是我们现在努力的出发点。我所说的心理建设，就是要根据内省自愧的一点不安之念，来为我们改造生活，改造环境，改造国家的发端。”[1]25而知识精英的言论到底能对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产生多大影响呢，当时的知识精英也看到了这个层面，“平常我们的文字鼓吹，文字宣传，究竟能有几分达到真正的民众，还不是在这些士大夫当中循环的兜圈子！所以我们要唤起这一般人，叫他们无处躲避，无法搪塞，一齐出来，参加救国救种的工作。”[1]25知识精英这种要对民众做社会动员的认识应该说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他们用他们的优势，创作歌曲、电影、编写剧本等，特别是对激发东北普通民众的积极抗战心态产生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文坛上，以共产党员金剑啸为代表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号召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从1933年到1936年，金剑啸同罗烽、白朗、萧军、萧红、舒群等人，在《国际协报》《大同报》《黑龙江民报》等报刊上创办了《夜哨》《文艺》《芜田》周刊，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同日本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这一时期，抗日进步歌曲也逐渐流行起来，主要有《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出发》等，其中，《流亡三部曲》由《松花江上》《流亡曲》（又名《离家》），《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三部分组成。这几首歌曲的歌词很振奋人心，如《松花江上》的歌词有“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流亡曲》中的歌词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些歌词都很有震撼力，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特别是强化了东北民众对民族性的认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几乎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要求电影业必须摄制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在这种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风云儿女》《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联华交响曲》《青年进行曲》等影片相继问世。这些进步报刊、歌曲、电影等媒介方式的传播，社会舆论也逐渐向积极、进步的方向发展，对于激发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民族性产生了深远意义，特别是对东北民众向积极抗战的社会心态转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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