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如何突破社会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2-0051-05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遭遇社会认同危机

　　近些年，媒体关于我国高职院校遭遇生源危机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2012年光明日报《高职招生难更需“冷思考”》文载：山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2012年高考录取情况显示，虽然高职录取线已降到180分，但仍有96所学校三次投档无一人报考。招生再度“感受到了阵阵寒意”。更可怕的是，这种生源危机已经蔓延至全国，根据各地招考部门陆续公布的数据，广东、河南、河北等省份均出现了招生难现象[1]。“现在五年制大专班铺天盖地，这些大专班好像跟高职校没啥两样，要想念大专，初中毕业时就随便可以挑。既然上了高中，目标就是大学，高中多上了三年，再去高职校当自己初中同学的学弟，那样多没面子！”永泰三中的高三应届生小李说，他从上高中的那一刻就定好了自己的目标，虽然现在成绩不理想，但如果考不上本科院校，他的首选还是复读[2]。学生家长的“职校歧视”也根深蒂固：“我这几天再看看，有没有学校能降分，只要能上本科什么学校都行，不行就复读，上个职校，说出去多丢人。”[3]

　　高职招生遇冷、高职招生难的呼声似乎越演越烈。在高职院校招生难背后，原因复杂多样，如国家政策导向问题、生源数量问题、高职教育质量问题、高职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社会传统文化偏见问题，等等。高职教育仍然没有被社会完全认可，更多的还是被作为低于本科层次的教育，社会存在“职校歧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低仍然是制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个体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用来解释群体行为的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的。特纳（Turner，1985）对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他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因此在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4]。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在此，运用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人们如何选择高等职业教育。

　　（一）社会分类：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体的社会意义

　　社会是由若干个社会层级（社会分层）体系形成的一个有机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就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而言，美国学者特雷曼（D. J. Treiman）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5]。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并获得更高的社会层级如职业地位、社会声望、经济财富的重要途径[6]。同时，高等教育对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效应有很大不同。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下，接受高等教育几乎等同于“鲤鱼跳龙门”，高等教育对促进个体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具有巨大的影响。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这种影响效应在个体间产生了巨大差异性，处于高等院校金字塔顶端的一流高校毕业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市场化竞争，他们需要整合更多的资源和资本才能挤进精英群体，而文凭就是重要的竞争资本。高职教育在与普通本科教育无硝烟的文凭竞争中败下阵来。

　　尽管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文凭认可度不如普通本科，不过，对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都有限的家庭而言，在选拔性的高考竞争中没有取得优势的情况下，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仍然是个体在结构化社会中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高职教育为更多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给社会底层百姓向上流动创造了机会，进入到“大学生群体”阶层。同时，同为“大学生群体”，群体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如“985”大学、“211”大学、地方本科高校、高职高专这种高校分类体系上的差异。从培养目标看，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和技术性与传统精英教育有本质区别，其就业目标定位于一线技术工人，属于社会“蓝领阶层”。

　　（二）社会比较：个体对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情感意义

　　群体间社会比较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的情感意义。尽管教育可以正向影响个体的向上社会流动，但个体的向上社会流动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除了个体的智力水平、能力因素、努力程度等以外，还受到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的制约。布尔迪厄在分析学业分类体系时指出：“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个分类体系，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7]。个体选择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既与个人优秀和努力程度有关，也可能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有关，还可能与学校教育制度有关。这种群体间阶层文化比较及获得学业成功的难易程度比较，使得接受高职教育的个体产生客观的情感体验。

　　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看，人们对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社会比较是关注的重点。一是学校层次的比较。由于教育与社会分层存在直接关系，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获得更好的大学文凭和学位成为获得和巩固社会阶层地位的重要且有效途径。因此，接受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的个体之间，也存在群体间社会比较。无论社会对大学基于等级的“垂直分类”，即根据重点大学、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的分类法，还是基于类型的“横向分类”，即根据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从由学生高考成绩决定大学院校选择权的视角看，社会普遍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处于“大学生态链”的末端。二是占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比较。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赋予学生的文化资本（如文凭和名校效应）和社会资本（如校友关系网络）有着客观的差距，在生源质量、教育财政资源投入、优质教师资源、优质就业资源等方面也有很大区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体与接受其他类型和层次高等教育的群体之间存在比较，也导致个体不同的自尊、自信等情感意义。三是社会声望的比较。影响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社会声望比较。个体在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后获取的客观职业资源越多、职业社会声望越高，越能促使个体做出积极的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和评价。人们凭借其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即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财产多少）、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组织中担任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文凭高低）[8]。相对普通本科教育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高职教育文凭社会认可度低，毕业后所从事的一线技术类职业的社会声望较低，工作待遇较差。这是我国社会传统官本位思想和社会攀比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最终影响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 　　第一，是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学历层次竞争的公平。学生应该有平等选择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或高职本科教育的权利。现在的事实是，高职教育属于专科层次的教育，而专科要升本科需要继续学习2年，这样时间成本大大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因其学历层次的原因，失去了很多参与社会流动性竞争的机会。因此，对高职教育而言，既要突破学历社会的樊笼，消除社会歧视，主动参与社会流动性竞争；也要提升自身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以学生职业技术能力和全面发展的素质重新赢取社会竞争性流动的更大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应该探索建立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给职业教育与现有普通本科教育更为公平的竞争起点。如果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同类型的高校竞争的起点不公平，那么便无法保证竞争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第二，应该鼓励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差异化竞争，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我国社会流动性竞争的表现形式外显为学历社会与能力社会的博弈。学历社会是以文凭为中心、学历至上的社会，是以学历作为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的社会普遍评价标准[15]。能力社会是工作能力为评价导向的社会，它是以综合运用其掌握的知识、技能解决各种工作情境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评价准则。高职教育在提升学历层次，即努力探索建立本科层次高职教育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差异化竞争上。差异化竞争的核心是能力差异化。高职学生要在专业技术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职业胜任能力上与普通本科学生形成差异化竞争，扬长补短，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专业技术能力上，高职学生需发挥技术优势，与普通本科学生重理论、重学术研究之间形成互补。在实践动手能力上，高职学生不仅要会思考、懂技术，还要掌握如何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解决实践问题中来，这样可以弥补自己学术能力相对不足的弱势。在职业胜任能力上，高职学生应该发扬能吃苦、能担当、会创新、懂团结的优良作风，扎扎实实地在工作岗位上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高职教育要不断在差异化竞争中找准自身定位，在竞争中取胜并获得社会认同。

　　（三）社会贡献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以及高职人才培养是满足产业需要、保障社会就业、促进社会稳定、改善民生福祉的国家教育战略，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如何出色完成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赋予其的历史使命，是高等职业教育获得社会认同的关键。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且努力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形成若干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和高职教育特色的高职院校，对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而言是一大贡献。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高等职业教育要准确定位，坚持质量为本与特色发展的有效统一，坚持教学改革，完善制度建设，改进师资结构，促进专业发展、更新课程内容，以保证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生产的动态衔接，在国家高等教育宏观调控和高职院校自身内涵式发展的推动下，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和学位体系，努力把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建设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专业化强、更丰富的、更有选择性的高等教育类型，满足不同智能类型、不同发展需求的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

　　人们对高职教育的积极评价将提升其社会认同。产生积极评价的条件包括：提高高职教育质量、学习投入、学习经历满意度、就业满意度（如职业薪酬、职业声望、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发展机会等）等。为促进高职教育的积极评价，突破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需要综合个体、学校和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期望与需求。在个体层面，高职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是否符合学生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学生对高职院校的认同。高职院校提供的教育与学生希望得到的教育之间的匹配度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将得到提升，相应的学习成果也会更优秀，从而提升学生对高职教育的积极评价；在学校层面，高职院校要想方设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设优秀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环境，拓宽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渠道，提升个体的学习投入与高职教育满意度，从而提升个体对高职教育的学校认同；在社会层面，随着中国产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职业教育迎来重大发展契机，高职毕业生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一些职业技术人员成为各企业技术岗人才引进的“香饽饽”，这些岗位的职业地位、职业声望和工作收入与传统人们认为的“蓝领岗”有很大不同，社会对高职人才需求、人才待遇的提升促进了个体对高职教育的积极评价。

　　高职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过或缺的高等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为社会创建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稳定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承担着历史使命并作出积极贡献。高职教育是振兴我国民族产业、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类型，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不断补充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也由此，高职教育立足于高等教育体系，不断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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