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社会学视角下的村落共同体的转型

　　作者简介：陈汇璇，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210-02

　　一、 概念的界定

　　（一）何为专业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依据不同学者、不同理论流派，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细分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对社会学视角的诠释是“它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涵盖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是一种个体―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之间自如穿梭的思维和心智的品质。”在本文，笔者结合米尔斯的解释，并沿用迈克?布洛维的对社会学的分类。他提出社会学形成了批判的、公共的、政策的、专业的四类分工。专业社会学提高真实、可检验的方法，积累起来的知识、定向问题和概念框架，为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提供专业和合法性基础。在本文中，笔者不去讨论具体的政策与对策，而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些些看法。

　　（二）村落共同体的涵义

　　德国学者F?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了《共同体与社会》，首次提出了“共同体”，即“社区”。滕尼斯比较了“共同体”与“社会”，较于建立在契约关系和理性基础的“社会”而言，“共同体”更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其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风俗而亲密互动、相互信任的关系的一个有明显界限的地域。如他所说，就是“不言而喻”的一种共同理解。瑞典的罗森伯格也创造出了“温馨圈子”这个概念，在这圈子里，人们可以期待同情与帮助，行动的逻辑也不会是来自于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学者们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对“共同体”的界定，都大同小异。在对国外的文献翻译里，中国学者把“共同体”也译成“社区”，这也未有不妥，笔者未选用“社区”是因为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所指的很多“社区”其实与“共同体”是貌合神离的，它并没有“共同体”所强调的紧密的互动、共同的信仰等特征。严格意义上来说，“共同体”也只有存在于中国的村落。

　　尽管都市才是现代性社会的名片，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但是村落或者农业地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解决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而对农业的需要，也就离不开大量的土地，村落也因而一直从古延续至今；其次是农业的耕作条件使得劳动成果不易分配，也使得农户的家庭财产不易分割，这就维持了家作为消费需求和劳动需求的共同体。而当家庭陷入一种超乎平常的困难境地的时候，家庭共同体就会延伸到一种“邻人”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村落共同体。这就是之前所说的村落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之上，建立在血缘、地缘或者业缘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人们存在紧密互动的有明显地域分割的，正如费孝通把中国的乡土社会形容成一种“差序格局”。

　　二、当代传统村落共同体受到的冲击

　　（一）我国特定时期对村落共同体的冲击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但是直到改革之前，传统的、封闭的乡村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我国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时期，每个村落和农民都被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民失去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都失去了独立性。自发形成的，建立在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上的村落共同体转变成了国家高度控制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显然，在这样的阶段下，村落里的人们的建立在血缘、家族关系上的社会交往被行政化的生产指令取代，村落共同体受到了冲击。

　　（二）市场力量对村落共同体的冲击

　　随着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和封建君主制度开始瓦解，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也逐渐被打破，市场力量对村落的冲击也不言而喻。依韦伯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有两方面的运作特征是会对传统的村落生产模式产生严重冲击的。其一是围绕着利益、效率的企业制度的建立，有着合理的、精确的会计核算以及与此关联的六大要素，即市场自由、凭借高技术的理性运作、法律法规、自由劳动力、商业化和独立经营的私人企业；其二就是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把一生追求财富视为最大的人生价值。当然，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资本主义是最现代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资本主义的进程至少也说明了，现代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运作模式、制度设置和精神特质是与村落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是格格不入的。正如市场经济就要求人们彼此之间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契约关系，不能够让共同体的规则影响了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市场力量对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冲击是巨大的。

　　（三）城市化对村落共同体的冲击

　　从我国1949年建国至今，中国的城市化已有60多年的历史，到目前城市化率也达到了47%。在此过程中，中国也经历了城市化的起步、逆城市化、高速城市化的阶段，大量的农村地区变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也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转变了，转向了其他生产方式，如个体户经营。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条件改变了，以土地作为村落共同体联系的纽带也断裂了，农民不再在农闲时候，邻里聚在一起闲谈家长里短；也不再在作物丰收季节，全村男女老少举杯庆祝。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文明也让传统村落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网络的兴起拉近了农民与外界的距离，农民的个人时间与隐秘性增加了，但是与周围的联系也减少了。诚然，城市化不可逆转，但是也从客观上冲击了村落共同体。 　　三、村落共同体的转型

　　鲍曼认为在迅速个人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信任和忠诚不断地弱化，共同体也陷入瓦解的境地，而共同体一旦遭受冲击，便不能再像凤凰涅?重生一样回到原点。 鲍曼对共同体的预言可能是较为悲观的，相比之下，韦伯却尝试在越趋于理性的现代社会找到共同体（其中也包含了村落共同体）的替代品。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利益追求的职业团体。当然，面对市场力量和城市化的持续冲击，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村落共同体可以保持原来的样子而不变化、不转型。村落共同体在当代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成员之间的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交换与互助能否在现代社会还被需要，其系统能否融入高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无疑，如果村落共同体任由市场力量和城市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不主动迎合需要，那么村落共同体也许离现代社会的轨迹渐行渐远，这也并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村落共同体现在就像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依照惯性前行，恐怕不能长久。因此，笔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要想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不仅仅要看国家对村落共同体的态度，还要取决于村落共同体是否能够打破之前较为封闭的环境，而主动与社会大环境有机联系。

　　（一）政府对村落共同体的策略对其转型的影响

　　借用莫尔的《乌托邦》中的过海策略作为范本，把社会大环境比作大陆，封闭而又弱小的村落共同体比作漂浮在大陆之外的孤岛，那么国家对村落共同体的态度则是大陆与孤岛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策略。第一种是岛上的居民（村落共同体成员）自己乘船到大陆进行需要的交换，彼此联系不紧密但可以各取所需显然，第一种策略是对村落共同体的放任自流，不关心村落共同体的长远前景；第二种是填海，把孤岛完全变成大陆的一部分，这就是完全让市场力量冲击村落共同体，攫取其中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最后一种是建立一座跨越大陆与孤岛之间的大桥，使得双方能够快捷方便地进行交换，又保持了岛屿原有的特性，这是一种以最小环境代价和农民权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旨在于消除城乡之间不平等的衔接。这三种策略何以选择，取决于也决定了政府选择什么，人们选择什么，这也决定了村落共同体的转型。

　　（二）村落共同体的自身主动性对其转型的影响

　　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家族关系基础之上的有明显界限的地域，它与现代社会相比，显然是前者是较为封闭的、同质性和排他性教强的。其中的人们的社会联系往往是熟识的亲戚、邻里，亦或是熟识的人的朋友，人们更多的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当然，村落共同体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村落共同体承担着粮食生产和劳动力输出的重任。但是从总是上来看，村落共同体与外界的联系是有限的，并且具有明显的单向性。村落共同体在面对市场力量和城市化的冲击的时候，可能会意识到自身的落后与局限性，但又不知如何打破这样的僵局，而陷入一种茫然而无所适从的境地。如果村落共同体无视外界的变化，而凡事都是墨守成规，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模式，都遵循传统上保留下来的方式，不转型、不适应，则将举步维艰，被时代所抛弃。如果村落共同体能够主动打破自身与外界单向联系的僵局，变被动为主动，让村落共同体中特有的建立在忠诚和信任之上的非经济的交往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把自身变成社会的有机的、紧密联系的部分。

　　总之，中国的村落共同体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面对市场力量和城市化力量的冲击，有些摆脱了贫穷的阴影走上了现代化致富之路；有些仍然保留着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偏安一隅。它们未来的转型如何，取决于国家政府对村落采取的策略和其自身打破局限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去变化、去转型、去适应现代社会才是村落共同体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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