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间佛教的社会教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5）03-0036-05

　　一、传统儒学的教化及衰落

　　 儒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无疑起着支柱性的作用，从孔子创制初始就是百家争鸣的核心，再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后来的科举取士，儒学的经典成为考试的教材，习儒与仕途紧紧挂钩，儒学在历史上呈现为依附于政治的帝王之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加之西方哲学的冲击，儒学转以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出现在当今的学术界。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那都仅仅是儒学的一个面向，它的根则生长在民间，核心在教化。[1]

　　 孔子创立儒学的初衷是重建礼乐文明，也就是“文革”中使儒学身陷囹圄的一句“复礼”，这是一场政治上无辜的牵连，孔子不是要推翻一种政治而建立起新制度，而是要重建一套使百姓能够文质彬彬地生活的样式，儒家要通过礼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教化百姓如何更好地生活。一个人成年束发戴冠需要礼，结婚成家需要礼，亲人去世办丧事祭祀也需要礼，冠、婚、丧、祭礼贯穿人的一生;一个国家君主登基需要礼，出兵征伐需要礼，接待外宾需要礼，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礼，吉、凶、兵、军、嘉五礼融摄一国的内政外交。儒学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它以人文的方式诠释并指引着生活的进行，他对百姓的教化已经融入到生活本身当中，就如《礼记》所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儒家通过礼乐把教化的理念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形态、习俗、仪式，而礼乐本身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仪式系统，它随着生活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因革，呈现出历史的变动性、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就在不断更新中礼乐承载着儒学的教化生生不绝地延续了千年之久，一直滋润、教养着中国人。[2]

　　 直到一百多年前，中国遭遇了新文化运动，废科举、打孔店，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的学统，老百姓则割断了维系家族伦理的纲常，儒学在中国社会中全面地遭到否定。

　　 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近十几年又有了儒学复兴的趋势，可是儒学已经脱离现代生活许久了，它对生活的诠释远远地落后于生活的脚步。新的儒学复兴不但没有力图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反而拘泥于历史上儒学的某个表现形式，比如在服饰多元的今天还要现代人穿上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衣服，在东西方礼仪交汇的环境下，还硬要原原本本地恢复《礼记》中记载的某种仪式的细节等等，这种泥古的复兴方式不仅不会让儒学复兴，反而会遭到早已对儒学陌生的现代人的反感，让人更加觉得儒学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儒学的复兴不是要恢复礼乐的形式，而是要让礼乐承载的儒学教化重新回到人们生活当中。

　　二、人间佛教用佛化事业承接了儒学的教化

　　 与儒学的复兴相比，最近几十年台湾地区的佛教复兴却有春回大地生机昂然的态势，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以人间佛教为理念，把“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作为愿景，已经在全球有200多个道场，还有170多个国际佛光会的分会，并且把“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作为宗旨，在文教、慈善领域做出很多利益社会的举措，比如佛光山建立了四所综合性的佛教大学，以及多所社区大学、中学、幼儿园、福利院等教育机构，办讲座、报纸、论坛、电台、夏令营等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覆盖社会的各个年龄段、阶层、人群，整个台湾社会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人间佛教的文教活动当中。佛光山人间佛教的影响早已不局限在宗教方面，他们的理念与组织的各种活动、建设的各种机构不仅融入了社会生活，甚至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有的学者提出儒学的复兴应该借鉴人间佛教的弘法历程，要从七个方面学习人间佛教：理论通俗化、实践世俗化、内涵包容化、诠释现代化、传播多元化、视野国际化、主体表率化[3]，从而使儒学重新回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这里有一个问题，以上这七个方面儒学自身就具备，包容、多元、国际化是“和而不同”的表现，通俗、世俗化即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主体表率就是“身正则行”，这些不仅不需要向人间佛教学习，反而是人间佛教从儒家传统中继承来的。人间佛教正是在充分吸收儒学的基础上，紧密联系社会生活，从侧重出世的彼岸转向入世的社会人生，才有如今的普及程度。

　　 在中国社会中，当文庙、书院、私塾等儒家教学机构淡出之后，人间佛教等宗教组织承接了儒学教化的责任，借用儒学的一些说法、做法以世俗面向接引了众多社会大众。[4]儒学复兴没有秉承自己一贯的教化理念，反而拘泥复古，亦或是以哲学的面貌深居书斋，远离其理论载体――社会生活，逐渐放弃了社会教化的责任。而此时蓬勃壮大的人间佛教则用儒学的理念和自身的实力拿下了这个接力棒，从目前的成果上看，大有接替儒学社会教化功能的趋势。佛光山人间佛教的社会教化是通过具体的佛化事业完成的，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概括为五个方面：文化艺术、教育大业、慈善事业、修持中心以及全球道场[5]。这五方面只有最后一条建设道场具有明确的宗教色彩，其余方面都不仅仅针对佛教信徒，而是利益社会大众全体的。人间佛教的教化方式不是通过文教艺术向大众灌输佛法，而是给定大家更为具体的生活样式和生活理念。比如，佛光山通过香海旅行社开设各种宗教、人文旅行线路供大众报名参加;建立云水书坊，每周末把图书车开进社区供居民阅读;创办佛光缘美术馆，提供书画作品供市民赏析;组织三好体育协会，让市民参加以强身健体;开设人间卫视，播放各种文娱节目以及佛光山的新闻;创刊人间福报，报道佛光山举办的各种活动等等，不胜枚举。人间佛教的佛化事业早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些活动中人间佛教用善的教化感染着大众。 　　 一般地理解，都是儒学治世，佛学治心。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立千古不朽的功勋，而在人间佛教看来，这也是他们的份内事。星云大师说：“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治心和治世同样有助于增进幸福人生，所以也都属于人间佛教关注的领域。但是在治世问题上，肯定会涉及金钱、名位、权利甚至情感欲望这些佛教向来否定的东西，人间佛教对此的态度不仅不否定，还给与肯定，并不断提倡正确的价值观：要过合理的经济生活、正义的政治生活、服务的社会生活、艺术的道德生活、尊重的伦理生活、净化的感情生活。[6]星云大师认为肯定人们的社会生活，并通过佛化事业给与大众关怀和引导，这样才能够实现佛教普度众生的宏愿。佛光山人间佛教从理念上吸收了儒学教化的思想，从实践上秉承儒学治世立业的作风，最终达到化成天下的效果，这些都是人间佛教不同于以往佛教形态――人间性的体现。

　　 人间佛教用佛化事业实现了社会教化的功能，效果上可以和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儒学教化相匹敌，但是两者毕竟一个是佛教的教化，一个是儒学的教化，在教化的功能上有通过学习借鉴达成的一致性，但是毕竟内核不同。就如人间佛教常常追溯到的太虚大师所说的一句名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间佛教教化中的理想人格是释迦摩尼佛，而儒家要成就的人格是君子人格，两者或许走了相同的修行之路，但是最终的目的地却不是一个。人间佛教的佛化事业、社会教化、人间性都只是接引的方便法门，教化的目的还是希望大众皈依、持戒。相比儒学的社会教化就仅仅止于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成就。有的学者把星云大师称作“儒僧”，指的是作为一名出家的僧人却从学问、品德、事业上达到了一位儒者的功绩，[7]这个称谓中“僧”还是主词，“儒”只是对僧的修饰。

　　三、以不二法门看人间佛教的佛化事业

　　 人间佛教的社会教化和儒学教化的不同，还可以从“体用一源”的角度来看。宋代儒学大家程颐在《程氏易传》中提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论内核属于“体”，体隐微难见，依此发挥的作用是“用”，用有形有相，显而易见，体用两者不相离间，用统一于体。儒学关于天道性命的义理系统是“体”，具体教化的社会功能是“用”;人间佛教秉承的佛陀教法是“体”，佛化事业是“用”。儒学教化和佛化事业的教化从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层面有一致之处，但是依据的思想内核，也就是不可见的理的层面不同，儒学的体是理性人文意义的哲理，人间佛教的体是信仰的教理，两者是“异体同用”。而人间佛教和佛教的其他表现形态都信仰佛陀的教法，但是弘法方式各有不同，所以是“同体异用”。

　　 人间佛教蓬勃发展佛化事业的同时，也引来不少非议，批评佛教僧侣积极入世大干实业背离了佛教出世的传统与涅??成佛的终极追求。虽然星云大师要把人间佛教直接归到佛陀的教法，而不将其划分到任何佛教的宗派中去，强调“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来的教化”，但是在释迦时代，释迦成道后初转法论讲的是八正道，然后三转法论讲的是四圣谛，四谛以苦为根本，还论证人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三法印。释迦对社会人生的核心看法是否定与消极的。[8]而人间佛教常常论证自己源于佛陀的论据是：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弘法在人间，都是对人说的法。佛陀是在人间说的法，但是法的内容都是劝说大众要出离世间，而不是积极有为地改造人间的不合理，创造幸福人生，佛陀认为真正幸福的人生不在此世，而在彼岸。这样看来对人间佛教的非议并不是空穴来风。针对这种批评星云大师用“体用一源”和“不二法门”进行了回应。人间佛教的佛化事业只是适应当今社会的发用，它的根源、归宿还是佛陀说的四圣谛、八正道、三法印。佛陀对人间的态度，也只是针对当时婆罗门种性制度的否定、反对，也属于依据体的发用。所以人间佛教与原始佛教，亦或是其他佛教形态不同的只是发用，它们“同体异用”，体用不二。

　　 佛教中的“不二”出自《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最初的意思是说：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不二就是超越语言、认识的真谛。星云大师给出了他对不二的理解：死生不是对立的两个，都是因缘所生;中国文化的体用要结合，也不是分离的两个;世间出世间也不是二;烦恼和涅??也不是二;有无也不是二。《维摩诘经》讲的不二是佛法的出世法，从出世法看世间，是从理上解悟，以理解事，但是不能因理废事。我们要因事明理，理世圆融才是真正的不二。在体用、理事、死生、出世入世等众多对立的范畴中，星云大师往往强调的是功用、事业、生活的一面，在两者圆融不二的前提下，意欲通过后者来体认前者。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发用的层面本来就是有形可见的，如果再着重从发用入手，给人的感觉就是只停留在用上了，而忘记了体和本源，人间佛教之所以招来批评也正因如此。星云大师对此也给出了开示，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利于推进人间佛教佛化事业的两个顺序：信仰的顺序、修行的顺序。在信仰层面，要先树立对佛陀的崇拜和信仰，在此基础上进而关怀社会;而在修行的顺序上，要先会做人，才能想成佛的事，也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人成即佛成”。有了这两个层面的区分，再讲不二法门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突出哪一端而忽视另一端了。人间佛教首先要树立佛陀信仰，在信仰基础上的修行则是要做有助于社会教化的事业。

　　 人间佛教的佛化事业就是人间佛教僧众最重要的修行，这可以视为现代佛教全新的修行观。佛光山的每个僧伽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行政工作几乎是他们每日的必须课，有的负责翻译，有的负责讲课，有的负责联络，有的负责组织活动等等，就如同禅宗说的“砍柴挑水无非妙道”，佛化事业大大小小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佛光山僧伽如今的“砍柴挑水”，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修行悟道，就是佛光人的宗教生活方式。作为出家人却要志于做实事，这和星云大师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初到台湾，起初的弘法方式只是给一些佛教杂志写稿子，在当时的阿婆看来天天写文章就是不做事，吃斋念佛的僧人还需要靠大众的辛勤劳作供养，简直就是社会的负担，僧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鉴于此星云大师立志要通过干实事来增强佛教的实力和社会地位，经过四十几年佛光人的耕耘才有了如今宏伟的基业，这份基业是几代佛光人修行结果的力证，对于这份结果他们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反复强调它属于大众，他们用各种公益活动、慈善、义务教育、免费素食来哺育在家的信徒们。 　　 和佛光山僧伽在做事中修行的方式一致，只是针对在家的信众，亦或是社会的普通大众，人间佛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样的修行方式。星云大师给“修行”下了一个更广泛的定义：修正行为。“修行不一定要到深山里去苦思冥想，也不一定要眼观鼻、鼻观心地自我独行，甚至修行也不只是诵经、持咒、念佛、参禅。如果天天诵经拜佛，却是满心的贪嗔愚疑、自私执着，不如法的修行，如何会有如法的结果”。[9]虽然佛光山信众的修行法门也有：早起和睡前打坐，以及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心经、佛光祈愿文，烧三炷香礼佛三拜等，但是他们更强调修行不局限于此，提倡多元的修行方式，目的是适应当今多元的社会，以接引更多信众。星云大师多次讲到：佛教旨在普度众生，普度众生首先要顺应众生的需要与根机，不喜欢念佛，可以禅坐，不习惯禅坐可以来吃素，再不习惯吃素，还可以谈禅论道，还可以听音乐唱佛教歌曲，乃至不信佛都没关系，你也可以来一起做善事，做善事就是行佛。随你适合哪一种法门。[9]吃素、唱佛歌、论道这些法门内容上还能显示出佛教的宗教色彩，而最后说的这一条，哪怕不信佛都没关系，他把任何做好事都看作是行佛的表现。再从佛光山提倡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五和”（自心和乐、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当中，字面看来也几乎没有宗教色彩，在佛光山最核心的理念里面也只是这些教人做好人、过好人生的名言警句，这就是人间佛教“人成即佛成”突出人间性理念的体现。

　　 佛光山僧众的修行都是秉承先把人、事做好的准则设定的，那么他们修行的归宿是止于过好幸福的人生吗？还是追求出轮回求解脱？这个问题是对宗教终极归宿的追问，人间佛教最终是指向人间，还是出世间这牵扯到他本身的性质归属。对此星云大师给出很智慧、巧妙的回答：人死后往生去的净土和地狱究竟在哪里？净土在净土所在的地方，地狱在地狱所在的地方，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所谓净土、天堂、地狱、畜生都在人间里，如果我们到市场去买菜，看到那些鸡鸭鱼肉穿肠破肚，这不就是地狱里的刀山剑树、油锅地狱吗？反之，住在豪宅里的人，享受物质上的富乐，那不就像在天堂净土一样吗？所以地狱、净土就在人间;第三种说法，地狱、净土就在我们心里，人的心，一天当中，时而天堂，时而地狱，比如，早上起床去公园慢跑，享受新鲜空气，这不就是人间天堂？回到家里吃的东西不合口味，生气了，起了怨恨，这不就是地狱吗？所以一天中地狱、天堂我们不知道要来回多少次，十法界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中。[9]这三种说法可以概括为：修行的归宿在人心、在人间、在我们不知道的彼岸世界。在这个答案中，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其他哲学、宗教，乃至不懂哲学宗教的老百姓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期待的修行的归宿。这个回答是星云大师圆融境界的体现，也是佛光山人间佛教从理念到行事风格上包容性的体现，他们以关注人间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立足点，从事佛化事业，在当今社会中形成了一股社会教化的力量，这是他们在现代社会的修行方式，至于修行的最终归宿，是自己的内心、社会人生还是彼岸世界，这三者在他们的信仰中不是三块分离的地方，而是融合为一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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