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治理视角浅析新疆反恐事业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02

　　一、我国新疆反恐形势背景简介

　　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作为领域面积较广大、人口较稀少，资源较丰富的西北边疆地区，自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了企图将“新疆地区从我国西北分裂，并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为政治纲领的分裂主义活动①。由于我国政府历来通过科学的民族政策与社会治理手段促进新疆边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通过合理运用军事力量沉重打击分裂势力，该势力在分裂国家无望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形成名为“东突”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向境外流窜躲避打击的同时，其与中亚、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产生密切联系，派遣恐怖分子回国制造恐怖事件，扰乱治安并企图引起社会动荡的局面。我国政府依据新疆地区地形复杂、山脉众多的地域特征，坚持军民联合、境内外协作等打击方式，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进行对新疆地区的深度反恐合作，逐步构建西北地区的综合防御力量。

　　二、新疆反恐事业发展现状阐述

　　近几年来，受地区及世界反恐格局影响，新疆地区“东突”恐怖主义呈现境外寻找“基地”，进行“实战练兵”等扩散性与多元化特征，我国反恐部门证实其曾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参与恐怖活动的纪录，并且其于2013年、2014年相继制造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昆明“3.1”恐怖袭击案以及“5.22”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等，标志期向内地开始蔓延，对经济社会发展、民众人身安全等造成严重威胁②；我国政府则自成立“上合”组织后，通过多国多元合作，为打击“东突”等极端恐怖组织做出巨大贡献，多次挫败东突针对我国外交官、重要社会场所等袭击阴谋，并成功阻止其通过辗转场地而偷渡中亚、东南亚等境外区域的企图；经过对新疆地区民众的动员，新疆境内形成民众、政府、军队一致性围歼恐怖分子的态势。

　　三、浅析新疆反恐事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1.宗教极端化、异化与多维度曲解性，加剧了新疆地区恐怖组织意识与行动的蔓延速度与程度，使反恐工作逐步趋于针对社会宗教信仰、思想与文明治理、管制与引导的多主体、交错性导向，严峻考验政府机关、军队等公共部门的创新应对思路与执行能力。在新疆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原教主义势力与“泛伊斯兰主义”旗号，通过所谓伊斯兰教“普世化”与泛化的形态，形成共同力量，以制造恐怖事件，企图引起更多宗教矛盾，扩大恐怖主义影响；不难发现，“东突”等恐怖组织将伊斯兰教作为自身行动“正义化”的意识与思想掩护，以宗教极端化，进而工具化、形式化的逻辑过程，在新疆地区混淆国家正当宗教事务与宗教极端主义下政教合一的蛊惑性、煽动性活动的边界，造成部分不同语言、信仰间的民众思想混乱，降低对自身宗教、社会正当发展与民族的认同度与信任度，使得其在潜移默化中受恐怖主义控制；面对宗教极端化趋势，各公共部门、政府、军队等在统一理想信念、精神一致的基础上，警惕“东突”势力的泛化，加强自身对宗教事务的指导，以自身行动提升自身宗教、历史与文化素养，为保护民众宗教发展事业，打击宗教极端化、异化趋势与恐怖组织奠定自身精神、素养基础。

　　2.文化发展与社会多元化趋势的结合，使民族事业与文化因素的结合日趋紧密，二者间互为表里构成了不同民族、语言、宗教间求同存异的大一统认同与合作的框架结构，新疆地区的文化异质性为“东突”等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文明与文化等综合性实施平台，文化与民族的凝聚力、认同力、和谐程度将成为反恐工作新形势下的新常态化问题与新治理领域。伊斯兰教的泛化作为宗教问题，其背后潜在的是其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结合性信任与聚合度弱化、产生民族文化矛盾、混乱民族文化认知的本质。从邻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反恐事业观察可得，在南亚、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等存在伊斯兰文明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生存、繁衍的地区，反恐事业的核心以社会文化治理与文化政策为主导，力图以伊斯兰教及其外延文化、认知为纽带，实施对恐怖注意的感化、协商，并辅助以军事手段；文化异化与排斥性在此成为恐怖主义的催化剂，而文化认同，共同体发展模式则充当民族团结、发展与国家繁荣的角色；新疆地区反恐也可以社会文化领域的治理为出发点，以类似的文化融合、民族和谐相处为目的，结合当今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发展趋势，将维、汉等不同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共同认知与复兴道路之上。

　　3.经济全球化深度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地区性经济因工业体系、科技发展水平、人口素质与资源等因素发展差异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收入的不平衡成为了恐怖主义“攻击”与诋毁的借口，并形成了地区间民生差距，进而导致部分民众间心理落差，使得其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被迫“加入”恐怖主义以保证其“改善生活”与“建立新秩序，新生活”的诉求得以实现。就现实而言，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依旧以相对单一的能源开采与简单加工为主，缺乏系统化工业体系、科技产业园区及相关科研高校输送的高等人才资源，使得期地方经济发展态势缺乏新亮点，基础较薄弱，一些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相对落后，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未完全解决，使得其较易被恐怖主义钻空子；党中央强调，以发展为主导的新疆工作需要以民生为主导，不仅需让民众了解民族政策的优势，更需要将利益执行至群众中，以上个世纪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主，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依旧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因而，以减缓经济差距削弱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铸就民生物质与经济之本，形成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效应，促进教育、就业、科研以及社保等民生问题联合性、共同性发展，抵御恐怖主义的渗透。 　　4.综合性、多元性治理需求使得社会共同体对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与舆论的把控提升至新的高度，反恐斗争的战线以传统单一的军事战线，逐步扩散至军事斗争、舆论、宣传及意识形态、认知度等多维度战线的综合性、立体化战线。“东突”恐怖主义对民众产生的宣传蛊惑效应却始终未能完全消除，并且所形成的精神影响、社会政治感召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出现恢复性态势；同时，恐怖主义也借助全球化、信息化的科技成果，利用互联网、手机及广播媒体等宣传自身极端思想，并逐步将自身见解主张扩散，从而达到影响社会政治及治理的目的；“上合”组织进行的多国年度军演针对三股势力的合理合法性本应以反恐事业的话语体系出现，却在恐怖主义的影响及部分西方媒体的信息、技术以及对舆论导向的渲染与把控下，成为所谓“军事联盟”与“军事威胁”的形象所出现；西方部分媒体借助意识形态，在2008年西藏、2009年新疆等暴恐事件中，均企图将我国政府反恐及社会治理的多重努力行动进行抹煞并宣传自身主观的质疑声音，进而继续维持自身对世界的表达、感召与知情地位。因而，我国政府需以国家为主导进行对媒体舆论的理念性、形式、方法手段等传播，把握自身话语权、宣传我国为反恐事业做出的贡献，并形成积极性影响力。

　　5.对于全球化基础上，各国、地区间发展的联动性、网络化以及交错渗透性，反恐事业及其相关社会治理领域需充分考虑期所带来的外交与战略性影响，对于重点地区与国家、相关领域及社会重要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多元化手段保护工作凸显其急迫性。无论是冷战后期美国在全球发动的反恐战争，还是南亚、中东地区联合国维和力量进行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进行的反恐人道主义援助活动，都无法从根本上消灭恐怖主义，同时使恐怖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向泛化、碎片化、独狼化以及隐蔽化方向发展，加剧了反恐事业的艰巨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使得期产生了较大的迁移态势，加上文明、文化与民族等综合因素冲突，将其从南亚、中东等敏感地区向原先相对安定的国家与洲际蔓延；我国新疆地区反恐事业进行的结果表明：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使其在国境内暂时无活动企图，却无法根本消除期向中亚、中东等地同其他恐怖组织“结盟”的现实；即使拥有全球反恐力量的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协同下也无法彻底消灭阿富汗存在的恐怖分子；因而，对我国政府而言，除了构筑军民联合反恐网络与防线，同时更应在掌握情报、信息基础上，对恐怖主义可能出现的方向进行提前预警，直接将期铲除在萌芽中，遏制期扩张态势，维持各国、各地区间良好的外交关系与战略发展走向。

　　注释：

　　①②王曾琢.警惕“东突”在“突围”[J].世界军事，2014（24）：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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