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定位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3BKS033）；教育部一般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12YJA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振鹏（1969-），男，陕西富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政部主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与发展。对此，相比西方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能深入、系统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和帮助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坚定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现代社会转型分析的两种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1]的重要概念。因而，许多学者都用“二分法”将社会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用以描述和把握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代谢、进化与变革。如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梅约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等，都是对西方社会告别中世纪社会经历的历史大变革的行程和经验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为蓝本来研究那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原因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传统因素。而要改变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本国内部的传统因素，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内容和经验，以实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和转型。正如查普夫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社会应该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在亚非拉各国尚不存在西方体制及传统时，应引进或通过‘功能等同物’来加以替代。”[2]

　　在我国，社会转型也是学界用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范式和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也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因而，“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几乎被视为同义语。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形式的转变等问题，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并在社会分层、城乡发展、社会建设、生活方式、贫富差距、单位制与身份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关现代化社会的诸种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世俗化等也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的逐渐自觉，这种过分注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已被学界质疑为是“容易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分析框架”。[3]基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的二分范式和从社会结构着眼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预设，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既定的条件排除在社会转型的“意义域”之外。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关系问题上，往往倾向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结果的研判，而忽视社会转型的过程、理想目标和理念的探究，也就成了必然。

　　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命题，不能停留在学术上的人云亦云中，更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的现实。[4]因而，结合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社会转型上升到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高度，就成了深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必然。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域中，社会转型的概念是以社会宏观结构即“社会形态”层面的复杂质态转换来标定的。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对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透视。

　　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对其进行立体透视，需要从唯物史观中探究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力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理论中，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的两个主要视角。

　　1.经济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有学者仅凭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法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认识。因为，经济社会形态仅是从经济的视角或侧面来分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变迁与演进更替的历史与规律。经济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社会经济形态。对它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生产方式；二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三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产业结构。因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可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或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发展与完善。因而，它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即经济体制的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即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换。这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苏联模式也被移植到多个国家。所谓苏联模式，是指苏联长期形成的制度、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从基本制度上看，它所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限制民主、妨害法治等缺陷，使得苏联模式既无法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也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照搬苏联模式不久，毛泽东等人就“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变革是极其深刻的，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但它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重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并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它仅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具体类型的改变，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一种具体类型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说来，这是沿着两条交织的脉络展开：一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6]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节点，其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朝着更加开放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我国从本国实际和全球化趋势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型之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超越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2.技术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的社会转型是多维的，如：游牧和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的转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但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而言，主要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引发的新的社会转型，使得像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上有了质的区别。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有机融合。这是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则是一个两次现代化时空高度压缩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7]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就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三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落后社会向发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成长的现实过程，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或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需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394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8]226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所走的历程。于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种跨越，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后再走上信息化道路；二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严重代价后再回头去进行治理，即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走向信息化的历史任务。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成了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带动性的先导力量。因而，传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等外延式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被体现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的新的发展道路所取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双重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已有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目前，我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蓝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的社会整体性革命变迁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知识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由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等等。但其核心的关于现代化社会的诸般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以及教育、医疗、福利、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各项具体的社会指标，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和指标，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和尺度。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历史的大尺度”视野来确定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指向性与规定性，其前提是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形态进行定位。“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置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两分法”的框架之下，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非经济的社会形态才是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属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定位深刻揭示出它是人类史上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转型，也从而预示了其需要完成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全面性。这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论述中看出，现实社会主义尚处于“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其历史任务“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它决定并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及其转型的阶段性、过程性特征，也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多维转型与整体结构变迁。

　　对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当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人的发展等多维视角进行阐释，但关键是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转型的本质特征。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但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转型，在经济社会形态领域主要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和创新。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相连的。从技术社会形态视域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东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意义上的转型，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特殊课题”。[12]当代中国向发达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乃是当代中国转型的“普照之光”。伸而论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现代化目标紧密相连，实际上这是两种社会转型的特殊组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自身不断发展，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迈进。这两种转型的联结表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中国要完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重构也必须以社会现代化为依托。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双重转型的统一，才能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历史命题。我们看到，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中国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社会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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